“福根，你回去吧。你还有好多的事情呢。”夫人的脸色比起前几天来又苍白了一些。
“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多和你坐一会儿。”朱福根紧紧地抓着夫人的手。当年，她的手是那么白，她的声音是那么的甜美。尽管现在她的头发已经稀松灰白了，她的眼角周围爬满了皱纹，但在朱福根的眼中，她还是当年的她，是她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无限的快乐，是她使自己的生硬开始变得柔软了起来，是她使自己由一个孤僻冷漠的人变成了一个开始习惯于人沟通、习惯于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习惯于更具有人性化地生活。现在她病了，躺在床上。她的眼睛经常痛苦地闭着，睁开时，她会要一点点的桔子汁，她会想听一点点音乐，比如勃拉姆斯，比如肖斯塔柯维奇，她想读一点点书，她病床边上的小柜子上放着莫泊桑和绥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集。她偶尔想说说话，她说如果我病好了的话，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能够去旦丁的故居参观，到莫扎特的墓前去凭悼。我们社里的许多年轻人都去过了，而我这几十年前就给他们翻译作品的人一直也没有园过自己的梦想。
朱福根只要来到病房就坐在她的身边长久地发呆，每当他的目光从遥远的过去回到现在时，他就会慢慢地低下头，将自己的额头轻轻地贴在老伴的脸上，不知过多久，他觉得自己的脸上竟爬满了老伴眼中的泪水。
“家里还好吗？”“
朱福根点点头。
“保姆做的饭，你还吃得惯么？”
“小乖乖，你别再说了。”
“福根，我真的对不起你呀。我知道你吃不惯别人给你做的东西。”
“多休息休息吧，小乖乖，别再想那么多了。”
“福根，我知道我的病好不了了。”
“谁说的，我昨天还和徐医生说起你的病来了呢，他说，等你的身子养得好一点，做个手术之后，问题不会太大的。”
老伴的眼睛开始看着窗外，过了很久，说道：“可我知道，做这个手术是需要很多钱的。象这样的手术，我们单位现在只会给我报销很少一部分钱的。”
“钱的事情，你不用多想，好吗？”朱福根心中痛了一下。
“福根，我知道你现在想什么，你想做股票赚钱，是吧。”老伴叹了口气：
“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鼓励你去做股票吗？”
“知道，你是希望我退休之后能有件事情做。”
夫人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来。
“你别担心，乖乖，我们的钱够给你治病的。”
“没有必要了，我知道，”夫人声音颤抖着，流出了眼泪：“这辈子就是有些遗憾呀。”
朱福根的鼻子一酸，抽泣着说：“乖乖，你放心吧，你的病一定能治好，我们一定能够在你健康的时候，一起去欧洲看看的。”
老伴摇了摇头说：“老朱，我知道你在股市上赔了很多的钱。我知道，以你的性格，你是做不好股票的。你太固执，太爱和周围较真儿了，这样的情况是做不好股票的。也许，都怪我当初不该让你做股票的。好在，你每个月还有一定的退休金，福根，你可千万别和市场赌气呵。想一想，除了下棋打牌做股票之外，人还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可以消遣的。”
朱福根把头再次贴在老伴的脸上，轻轻地说：“对不起，我总是让你担心。”
夫人从被子里颤抖着抽出一只手来，摸了摸朱福根的脸，说：“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你这个人太认真了。”
从某种意义上看，较之于经济制度、司法律制度及政治制度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制度的改变往往是最为困难的。主要是文化的根基与底蕴相对其他方面来讲更独特也更顽固一些。那些经常到世界各地旅行的人会发现，不论你走到东方的香港、汉城、孟买、曼谷，还是东京，不论是居住在西方的巴黎、汉堡、罗马还是莫斯科，你可能会发现很多这些世界上发达的城市，其经济制度、司法制度，甚至政治制度相差不多，但各自的文化制度却千差万别相去甚远。市场经济可以改变一个都市的很多，但很难改变一个都市的历史、文化、习俗与餐饮习惯。由于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相对来讲，上海是一个系统比较独特的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的生活在哪些方面一点一点地与欧美人产生接轨的呢？
儿童始于卡通片与玩具，少年始于饮料与快餐，年轻人始于衣着与音乐，中年人们始于什么呢？仔细研究一下，得到的结论竟是午休制度与午餐制度。在上海这样的大型国际都市里，国外的休假制度、作息制度，甚至那些午餐制度都在一点点地渗透到这里的生活中来。
由于生活节奏的不断提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起，上海人的中午明显地变短了，很多的公务员要进到机关的食堂里吃午餐了，很多的中小学生要带便当在教室里吃饭了，至于说那些分布在国营、外企、民营、私企等大大小小机构里的公民们，他们的午餐形式更是多种多样了。多数的打工一族的中午生活竟开始围绕着街边那些数不清的餐馆转动起来了。而在这之中，那座原来并不很起眼的位于外滩黄浦路15号的欧式房子，后来搬到了浦东的那座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竟悄悄地操纵起了很多上海居民中午的生活来了。无数的投资者，无数为投资者提供着各种各样服务的人们，他们的中午竟也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被中午十一点半的休市与一点的开市制度给规划与和协调了起来。
此刻在离中北路证券营业部不远处的一个湖南餐馆的一个小包间里，一个大园餐桌边围坐着十几个分别以证券和物业管理为生的人。订座时，证券营业部办公室负责人刘经理心里非常清楚，今天中午坐在剁椒鱼头和毛式红烧肉旁边真想谈事儿的也就是自己新的老板与那个长得又粗又矮的物业部经理。谁也说不出是物业管理部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是上海那些半公半私的企业怎么回事，还是整个中国人的心理是怎么回事，按照欧洲的文化特点，本来是两个人之间关键的话不超过五分钟的事情，在这里一旦变成饭局了，那就变成了一种兴师动众的聚餐了。
上次张楚夫请这位矮小的经理吃饭时也是，物业来了整整的一桌子。不知道是不是，当上午一个共进工作午餐的消息传到了物业管路中心之后，立时就变成了又有傻X把脖子伸过来，让咱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宰一刀喝一场撮一顿的特大喜讯而变成了一片热烈的欢快的流着口水的奔走相告了。
举杯时，老刘看到那些物业的人，一个个眼睛发着兴奋的红色，只有那个又矮又粗的经理梗着脖子说：“我酒不行。你们多喝点吧。”公款呵。终归是公款呀。对餐馆门口的收银员来讲，一张支票也就是某一个公家身上的一滴鲜血，无非是今天你流一滴，明天他流一滴而已。可怀里揣着一张刚才从甘梅梅那里取出支票的刘经理看着冒着白沫的啤酒倒进一个个红中泛青的喉咙里时，心里竟发出一阵阵的痛楚：爷爷们，再这样下去，我们营业部真就揭不开锅了。
于和平的表情看去很轻松：“您看，对我们营业来讲，现在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合同是不是能够提前两年还是三年终止，而是从现在起，我们能不能减少一些租用的面积。”
“让我们研究研究，好吗？”物业经理说。
于和平熟悉这些潜台词，当一个被求的人表态说，再说吧，那就是说，别再说了。当一个求人的人，听到对方回答，再研究一下吧，那就是说，这事基本上不会再研究了。中国土地之中不但埋藏了许多的文物，也隐藏着无数的潜规则。潜规则，就是那些永远不说出来，或者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出来的规则。这些规则成为了官场之间的哑迷。成为了那些政治智慧较低的人的死穴。和尚怕说错，丢丑也丢了香客，于是学会了虚无缥缈。政治家怕说错，丢了他人的好感也丢了帽子，于是学会了模棱两可。生意人也怕说错，丢了主动也丢了金钱，于是很多的人学会了似是而非。
“你们做证券的好呀。”物业经理说：“哪天，我在我们这里混不下去了，我也炒股票去。唉，到时候，你可得给我提供点消息呀。”
于和平夹一筷子鱼的嘴唇献给了物业经理，说：“没有问题，在我这里绝对没有问题。只要你动动嘴，我亲自替你跑腿收集消息去，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真的不能退一部分租吗？”
物业经理用牙签开始一边剔着牙齿一边把嘴凑到于和平的耳边小声说：“于总呀，谢谢你这顿美食，我心里清楚，你们做证券的这两年难过呀。但是你也应该理解一下我们做房地产的，你们难过是一阵儿一阵儿的事儿，而我们的难过是持续的长久的。你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反过来替我们想一想，你们现在在这当不当正不正的时间里提出这种要求，并希望我们接受你们的条件，换成你坐在我的位置上，你能轻易地点这个头吗？”
平时能说会道的于和平一时间也无语了。但这并不表示，他的肢体语言也处于停顿状态，他强打起笑脸，开始向着那些个经理手下的人举起杯来。见状，物业经理的心里动了一下。看到于和平和他的手下喝了一圈回来晃晃悠悠地回来，一脸的哀怆和悲凉，他小声地对于和平说：“有一个情况我可以向你暗示一下，在没有到期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退租的可能性不大，但转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转租？我的那些房间租给谁去呀？”
物业经理笑了笑：“我看你挺聪明的，你比你们原来那个姓张的人有人缘。你肯定能够想出好的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