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2003年9月，北京视新天元广告有限公司被世界权威的商业刊物《财富》中文版评为“十佳·最佳雇主——中国最适宜工作的公司”。董事长朱庆辰很看重这个荣誉，因为他知道，《财富》进行的这次调查评比，与市场上其它类似调查不同，并非以资产或经济报酬作为评价标准，而是以员工承诺度的调查为基础，从员工的成就感受来评价企业。朱庆辰说，能够从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并摘下桂冠，不但说明视新的公司制度深受员工的认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制度能够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敬业动机，并由此开创出更宏大的事业来。因为视新天元本身，就是从他自己的摄影爱好起步远航的。
【人生历程】
从小就爱好摄影
朱庆辰从小就对摄影感兴趣。朱庆辰的父亲是个摄影爱好者，是较早拥有照相机的人。朱庆辰5岁的时候就开始看父亲洗照片。那时候，他的父亲照完像总是自己在家洗，“我还记得他把屋子用被子都遮住，小黑屋里有盏红灯。”虽然，当时朱庆辰还很小，也不太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这么做，但朱庆辰觉得这个挺有意思。朱庆辰还记得他第一次给别人照相是父亲把相机调好了，把他领到该站的位置上，他只需按一下快门就行了。“我那时还谈不上喜好摄影，但已经对这个东西越来越感兴趣了。”
朱庆辰真正爱上摄影是他上高中的时候，那时，父亲视他的相机如命根，根本不让朱庆辰动，朱庆辰只好买《大众摄影》等杂志看，从中学些摄影知识，解解渴。就这样，一直到朱庆辰上了班，他才拥有了自己的相机。“这台相机真是来之不易，”朱庆辰回忆说，那时一个月只挣几十元钱的他要买一台700多元的相机简直是天方夜潭，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家里借钱。开始家里不同意，朱庆辰软磨硬泡两个月，才说服了父亲。父亲同意的那天晚上，朱庆辰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着向父亲借的700多元钱，冲向了商店。虽然朱庆辰渴望拥有自己的相机已经很久了，但他并没有盲目地进了商店就买，而是用一周的时间转遍了北京所有卖相机的地方，才以比其它地方便宜10元钱的价钱买了一台相机。因为钱是要还的。
自从有了相机，除了吃饭睡觉，它就没离开过朱庆辰。“说句调侃的话，我那时就和有病似的，有时一天也用不上一次，可就是不肯把它放下，如果出门没带相机就像缺点什么似的。只要有时间就背着它骑着自行车到处走，到处拍。”
搞摄影的人都知道，摄影是一门花钱的艺术，当时酷爱摄影的朱庆辰也不例外，几乎把挣的钱都花在了摄影上，还经常不够用。
工夫不负有心人。在朱庆辰为团中央帮忙时，全国青联组织“八一”慰问部队活动，朱庆辰拍的照片上了《北京青年报》头版。
抡大锤不是我该干的事
虽然爱好摄影，也向往着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朱庆辰高中毕业后却没这样的机会，他只好进了工厂。在工厂他干的是铆工，也就是抡大锤。但从进厂的那天朱庆辰就认为这不是他应该干的事。后来，朱庆辰被调进了北京印钞厂，在那儿有机会认识了团中央一个摄影记者。本来一直在自学摄影的朱庆辰没放过这个拜师的机会。从此，朱庆辰只要一下班就到团中央这位摄影前辈处，一边帮忙，一边学习。“那时我早上8：30下夜班，到团中央也就9点，而搞摄影的上班都是没点的，有时我要在门外等上两三个钟头。”渐渐的团中央的人认为这孩子不错，就给了朱庆辰一把办公室钥匙，朱庆辰这才不用在门外等了。这样持续了一年时间，有一天，这位摄影前辈突然对朱庆辰说：“你愿意调过来吗？”从来没想过这件事的朱庆辰又是惊讶又是高兴，没想到自己真的能从事摄影工作了。
进了团中央做摄影记者，朱庆辰并没有就此满足，他知道自己在基础知识上还是很薄弱的，于是，一边上班，一边读起了广告摄影的大专。在从事了4年新闻摄影工作，又学习了广告摄影的知识后，朱庆辰逐渐体会到，自己的兴趣不是在新闻摄影上，而是在广告摄影上。“新闻摄影和广告摄影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新闻摄影是不可控，广告摄影是可以操控的。”
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就不能再在团中央干下去了。朱庆辰决定离开团中央。“离开团中央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搞摄影是非常花钱的，我一方面想看看自己离开机关是不是能生存，一方面是希望能赚更多的钱，买最好的器材，照最好的照片，出最好的摄影集。”
就这样，朱庆辰没有过多想自己的后路，就把自己的“铁饭碗”砸了，此后，朱庆辰“赋闲”了一年，说是“赋闲”不过是朱庆辰没有找一个正式的工作。“那时我帮别人做一些事，也做兼职记者，我把我每笔收入甚至是10元钱稿费都记下来，就是要看看自己出来干行不行。”
朱庆辰那一年的收入是他在团中央工作时收入的两倍。能力得到了证明，朱庆辰认为是时机自己干干了，于是拿着那一年挣的钱和一个朋友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当时公司的名字就是现在的视新天元。
做公司不易
公司做起来了，朱庆辰才感觉真是不容易。当时公司只有他和朋友两个人，朋友负责设计，其余的事都归他管。“我跑业务，搞摄影，甚至帮客户搬东西。”由于朋友是兼职干，所以，通常朱庆辰都是白天跑一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商量设计方案。“那时累得骑自行车都能睡着了，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5个小时，这种状态延续了一年半。”
其实，辛苦对朱庆辰来说并不算什么，让朱庆辰陷入困境的是，朋友单位不允许兼职，半年后不得不离开了公司。朋友走了，意味着公司塌了半边。那段时间朱庆辰很痛苦，甚至觉得这件事根本就做不下去了，因为所有的设计都是朋友做的。后来另外一位朋友无意的一句“会有办法的”话给了朱庆辰力量。在朋友的支持下，朱庆辰坚持了下来。他聘用了一个电影学院美术系的学生。“其实他对广告设计、工艺一点都不懂。可是我没办法，当时这方面的人才很难找。”朱庆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这个学生把他的想法画下来，朱庆辰再把他的想法翻译成印刷工艺语言。
就是这样，朱庆辰坚持了下来，“没有一个人的意志从开始就是坚强的，如果把后路切断，后面就是深渊，前面有天大的困难都会向前走。”朱庆辰说，他当时其实就没有后路了，“我已经开始创业了，以我的性格如果让我再回到一个地方打工，我可能受不了。是我自己把后路切断了。”没有了后路，只能往前走的朱庆辰一年后终于冲出了困境，公司也渐渐走上了正轨。到了1998年，朱庆辰又做了一件切断自己后路的事，就是把公司从位于北长街的旧址搬到公司现在的办公地点新世界中心。“那时，正处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危机的时候，经济环境不是很好，搬到新地址，光租金就是原来的4倍，公司要背上沉重的负担。但我想如果公司要上一个台阶，不管从管理的角度，吸引人的角度，树立公司形象的角度，无论费用多高都要搬。”后来，正如朱庆辰所预期的那样，换了环境，员工的心气高了，客户也更尊重公司，公司的面貌焕然一新，经营状况蒸蒸日上。
最适宜工作的公司
今年，视新天元被最新一期《财富》中文版评为中国最适宜工作的公司，说到视新天元为什么能获此殊荣，朱庆辰说得很诚恳：“我是工人出身，从一开始办公司，我就没认为我和员工之间是雇用和被雇用关系。我一直告诫我自己，我和员工之间是合作关系。”
众所周知，广告业是智力密集型行业，广告人相对较为感性和散漫。针对这一特点，朱庆辰在管理上没有生搬硬套别人的方法，而是用广告人特有的调侃的方式制定了“冰淇淋制度”。比如，为避免发生出现紧急情况找不到人的情况，公司规定，全公司所有员工在24小时任何一个时间，公司在10分钟之内都能联系上。如果联系不上，第二天要给全公司50余名员工买冰淇淋。“冰淇淋制度”效果很明显，因为有很多吃着冰淇淋的员工会当面向被罚者道谢。虽然作为老板，朱庆辰也不例外地被罚过冰淇淋。
朱庆辰发现，很多公司的办公室70%是做给客户看的，比如，有漂亮的前台，宽敞的会议室等，而员工的工作区却很狭窄。在视新天元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办公室主要是提供给员工的。公司不仅为员工提供了很大的休闲区域，还花30多万买了一辆哈雷摩托车供员工欣赏。甚至，在买坐椅的时候朱庆辰都要亲自试一试。他说，员工每一天都要在坐椅上度过很长时间，坐椅不舒服会直接影响工作状态。
朱庆辰说，在他做公司两三年的时候，就意识到，虽然他有钱了，却没时间实现自己拍好照片的愿望了。“我慢慢有了些钱后，就买了一些好的摄影器材，但我发现，我根本没时间去拍照片了。后来我发现我变成买相机的发烧友了，看到好相机就想买了拍照片，可每次也派不上用场。
看到别人出影集，朱庆辰真有出去拍照片的冲动，但冷静下来一想，不行，还有那么多员工再等着他。朱庆辰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已不需要自己坐镇一线的时候，他开一辆皮卡，带着他的热气球，周游世界去拍最好的照片。
这句话对我从采访开始时产生的疑问给予了最好的诠释，不仅令我为之一振，也使我明白了“最适宜工作的公司”的含义和每一个员工在电脑前轻松而专注的神情。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拿出专业精神面对我们“枯燥”的工作，那么我们的“作品”一定会获得成功。
专家点评
踏入这家公司办公室的那一刻，我开始利用各种感官寻找特殊的味道，这是《财富》杂志新鲜出炉的“中国最适宜工作十佳公司之一”所诱发的好奇。
宽敞的工作区，别致的休闲区，以及粗犷与精致合而为一的哈雷摩托，都不如专注于电脑前的员工给我更大的吸引。我想知道的是：什么使这些以“散漫”著称的广告设计人员们对公司有如此之高的满意度？
朱庆辰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首先感到的是轻松，而不是以往会见的“成功人士”们常有的气势逼人。于是我想：又是什么使那些以个性鲜明著称的广告人对公司有如此之高的忠诚度？
无论是少年时兴趣的受制，还是工厂时爱好的迷失，或是在初为专业摄影时个性的压抑，再说到创业伊始巨大的挫折，朱先生始终是在浅笑中淡淡地回顾，虽有种种不如意却又毫不萦怀。但是一提到“摄影”二字，朱先生的眉目之间不仅仅是热情，而几乎是崇敬和向往。
朱先生是一个做“艺术”的人，他的敏锐和独特的眼光来自于他的爱好和执著的个性。从一个随时背着相机上路而并不知为何而拍的少年业余爱好者，到为了实现早日出版个人摄影作品集而毅然自毁铁饭碗，不管不顾地自立门户，人生中所有的转折似乎都成了他成功的机遇，但我从他的经历中却看到“专业精神”的力量。他把摄影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追求，并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他的勤奋与悟性源自他对“摄影”这个专业的认识和理解，正如他所说的：“把每一天、每一件事发挥到最好的水平；把每一天的事当作一幅摄影作品来做。”
朱先生领导的更是一群吃艺术饭的青年，他们年轻而热情，他们也如当年的朱庆辰一样期待着个性的释放与梦想的实现。管理这样的一群观念出新、思想跃动的年轻人，对任何一个领导人来说都无疑是一道难题。面对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朱先生却表现得十分轻松，他的回答是：“我只有一个要求：把工作当成作品来做。”
这句话对我从采访开始时产生的疑问给予了最好的诠释，不仅令我为之一振，也使我明白了“最适宜工作的公司”的含义和每一个员工在电脑前轻松而专注的神情。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拿出专业精神面对我们“枯燥”的工作，那么我们的“作品”一定会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