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姆斯·B·斯图尔特
11月14日，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公布之后，加里·莫塔斯克订了去洛杉矶的机票，并直接乘车赶往肯尼迪机场。第二天，他去见米尔肯。
"你什么时候都不知道那530万美元的事。"米尔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莫塔斯克不知道该说什么，米尔肯的话是一句陈述，不是提问。但他很清楚，自己对这笔钱的事是知道的。
莫塔斯克问米尔肯10月中旬在贝弗利山饭店与布斯基会面时"小心"没有。米尔肯显出忧虑的样子。他说他认为自己小心了，但现在回想起来，不敢肯定做到了"足够小心"。
米尔肯安排次日凌晨4点再与莫塔斯克会谈。第二天，莫塔斯克按时到了，他被送到一个会议室，那里只有他和米尔肯两个人，整个会谈过程中门口一直有个保安在站岗。米尔肯带来了一摞文件，莫塔斯克注意到上面有一些通过布斯基交易的股票的名字，这些股票与那笔530万美元的款子有关。在谈话中，米尔肯一直询问莫塔斯克关于与布斯基交易有关的各个股票的情况。他始终压着声音说话，并不时地把他要问的问题写在一个黄色小纸板上，等莫塔斯克回答完后再把它们擦去。当莫塔斯克要谈论某只具体股票时，米尔肯用笔指着清单上这只股票的名字，决不大声把它说出来。
约半个小时后，莫塔斯克完成了与米尔肯的会面离开这里。当他把他的出入证交回公司贝弗利山分部大门口的门卫时，门卫接过来把它撕成了碎片。"别担心。"门卫说，"你没来过这儿。"
布斯基被控进行内幕交易的消息公布之前，约翰·穆赫伦的一个朋友曾从加拿大打电话向他透露有关情况，当时穆赫伦不相信。接着，消息出来了，穆赫伦惊得僵在了那里。他没有把消息看完就给那位加拿大朋友回电话："你小子说对了。不过我还是感到不相信。"他还给妻子南希打电话告诉这个消息，南希带着孩子去了迪斯尼世界。"你不会相信，"他说，"伊凡·布斯基是个骗子。"
"我不感到惊奇。"南希说。
穆赫伦的心态不久发生了变化。曾经有许多次，当有人抨击布斯基时，他挺身而出替布斯基说话，而现在布斯基原来是个骗子。穆赫伦感到布斯基利用了他，而他痛恨被别人利用。使他难过的是，世界上会有布斯基这样的人。这打碎了他的人性观。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感到他永远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了。
几天后，他的律师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说："布斯基的律师打来电话，说你应该辞去布斯基子女受托人的身份。"穆赫伦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说："我不辞，除非布斯基亲自打电话给我说。"
但穆赫伦决定不再等布斯基给他打电话，他先打给了布斯基。"我听到你的律师说那事了。"穆赫伦说，"但如果你的孩子们需要受托人，现在就可以。我乐意做这件事。"
"你可别有诉讼，太烦人。"布斯基说，听上去冷淡而超脱，"你应该退出去。"
穆赫伦虽然感到受了布斯基的欺骗，但仍然愿意帮助他。他说："出了这事你会感到非常困难，你精神上需要帮助。你需要支持。"
"谢谢，谢谢你打电话。"布斯基说，好像急着结束通话。
穆赫伦终于发火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他说道，声音提高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对这个行业和每个从业者所犯下的事。这都永远弥补不了了。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怎么能呢？"
布斯基显得无动于衷。他说："这是一个技术性很高的行业，而且有很多灰色地带。"
"胡说八道！"穆赫伦怒不可遏地回答。
布斯基消息公布后的那个星期，媒体反应空前热烈，出现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报道潮，这是政府人员始料未及的。有两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试图冲过门卫的阻拦闯入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不擅应付媒体的查尔斯·卡伯里被记者们包围了。当他拒绝回答《纽约邮报》一个记者的问题时，该记者甚至发出威胁，但卡伯里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布斯基消息公布后的下个星期六，已是半夜时分，近期一直患失眠的卡伯里还在看电视。他看到林奇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里谈论布斯基的案子。这段时间，布斯基的形象简直无处不在——在《时代》和《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在各大报纸上，在网络电视上，甚至在这深夜里也能看到，仿佛繁荣80年代的阴暗面最终被布斯基化了。
但是，使政府律师们沮丧的是，媒体报道的主流不是赞扬他们擒获布斯基，而是攻击他们没有对布斯基施以足够的惩罚。近期来，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和证交会接到的采访电话爆了棚，而公关人员又极其缺乏，卡伯里和林奇只能接受少数记者的采访，这就使得他们的声音常常得不到广泛传播。
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发布后，媒体报道马上就席卷而来。11月17日，星期一，《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发表一篇报道，指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米尔肯、伊卡恩、波斯纳和杰弗里斯上了传讯名单。次日，该报又发出一个震动华尔街的消息，说证交会确定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进行正式调查，报道中还道出了被列为证交会调查目标的十二家公司。一天以后，该报又报道称，针对德莱克赛尔一案还组成了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将对该公司进行刑事调查。
布斯基消息发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下星期一），股市指数就下降了13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米尔肯被传讯的消息引起的市场反应更强烈。交易商们知道，与布斯基被清除出证券行业相比，米尔肯的"造钱机器"受到威胁更预示着对他们不利。星期二，即《华尔街日报》透露德莱克赛尔成为证交会调查目标那一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挫了43点。那些本来据传要成为收购目标的公司的股票跌得更惨。垃圾债券价格猛跌，有些德莱克赛尔的客户中止了与该公司的交易。罗纳德·佩雷尔曼突然放弃了由德莱克赛尔融资支持的对吉列公司的恶意兼并，在市场上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谣言四起，传得最凶的是"米尔肯辞职"的消息，这个消息在证券交易场所几乎一会儿一个版本。
套利人的损失尤其严重，他们责备政府处理方法失当。他们所依据的理论是，政府允许布斯基在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公开宣布前将他手中的许多股票变现，这是帮助布斯基进行他从业生涯中最大的内幕交易。这种观点在联系紧密的套利人网络中迅速流传起来。
套利人们开始到处打电话，向记者和感兴趣的其他人推销这个理论。这些热心推销者中包括桑迪·刘易斯和罗伯特·弗里曼。
终于，他们的观点引起了媒体的反应。11月21日，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华尔街痛斥证交会做法：据传证交会让布斯基预先清售股票。对证交会人员来说，这个报道不啻晴天霹雳。
报道说："华尔街昨天愤怒地表示，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允许股票投机商伊凡·布斯基在它宣布引发股价下跌的布斯基内幕交易案之前，出售4亿多美元的收购目标公司股票。"报道续称："斯比尔·利兹和凯洛格公司首席股票交易员大卫·诺兰说：'证交会无意之中帮助布斯基进行了一起大规模的内幕交易，这堪称历史上最大的内幕交易案之一。'"有一点该报记者不会知道，就是诺兰不久也被立案调查了。报道继续说："证交会认识到此情在华尔街引起了骚动，但表示对此事不予置评……"
这篇文章迅速被全国各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转载或报道，林奇、斯特克和同事们十分震惊。他们允许布斯基预先出售股票只是为了保持市场稳定，避免股市失控，并确保政府得到那1亿美元罚款。他们从未想到这种做法会被解释成帮助布斯基进行内幕交易。现在事后看来，他们认识到应该想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及其同情者也在散布一种观点：布斯基是华尔街的叛徒，他监听同行，充当政府的线人。他们雇了一个名叫朱尔斯·克罗尔合伙公司的私人侦探公司，搜集攻击布斯基的信息。他们把布斯基描绘成一个不堪信任的谎言家，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比政府所承认的还要罪大恶极。
11月24日，星期一，正当证交会人员被上星期五《华盛顿邮报》的那篇报道弄得焦头烂额时，《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普里西拉·安·史密斯和比阿特丽斯·加西亚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根据计算，布斯基仅利用丹尼斯·利文提供的内幕信息所获得的实际非法收益即达2．03亿美元，这意味着证交会对布斯基课罚不够。文章说："这个情况的披露看来可能会使证交会受到的批评雪上加霜。证交会此前已经受到了一场广泛指责，因为它曾允许布斯基先生在他出事的消息于11月14日宣布之前悄悄出售4．4亿美元的股票，以此筹集他上缴1亿美元罚款所需要的资金。"
这个计算是不公平的，因为布斯基的那些非法收益大部分流向了他的投资人。布斯基的投资人是布斯基非法交易的不知情的受益者，所以证交会并不处罚他们。按照布斯基合伙公司的收益分配比例，布斯基所占份额很小，与他确定罚款协议时他的总资产不到2亿美元。证交会本来可以把这个情况指出来，但该文称："在上周末的电话采访中，证交会一位女发言人始终拒绝对此发表意见。"于是，布斯基实际非法收益远远高于处罚的说法被其他传媒转载和报道，并逐渐深入人心。而且，对布斯基非法收益的估算数也越来越高，不久达到了3亿美元。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继续极力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它身上引向政府。它不断大造舆论，声称政府律师不正当地向传媒——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泄露破坏性信息，但它并没有拿出支持该项指责的证据。尽管如此，这个话题还是引起了广泛报道。
媒体接二连三的负面报道很快引来了一片更尖锐的批评声，多数矛头都直指证交会。纽约国会议员查尔斯·舒默尔对证交会大加挞伐。众议院监督与调查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要求证交会做出正式解释，并举行公开听证会。他甚至要曾通过莱屋银行做过内幕交易的前美林公司经纪人布赖恩·坎贝尔作证。丁格尔惊呼坎贝尔是一个"26岁的神奇天才"，说他"破译了利文先生的密码，从而搭利文的顺风车做了二十多起内幕交易"，而与此同时，证交会"尽管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工具……，却不能发现利文的问题"。林奇大为恼火，认为坎贝尔本身是个嫌疑犯，却在证交会受贬抑时得到美言。就这样，证交会人员无暇继续进行调查工作，大量的宝贵时间被用在平息国会非难和回答质询上。
更糟糕的是，证交会自己信心也产生了动摇。沙德曾把宣布布斯基消息的新闻发布会看作是他在证交会工作生涯的巅峰时刻，而现在却被负面宣传击昏了。他好像责怪起林奇来。林奇认为，证交会委员们开始拖延批准他的额外传讯要求，而进行额外传讯对于调查工作的继续是至关重要的。他感到自己有被削弱的危险。
11月24日，林奇召集情绪低落的属下们到会议室开会，想给他们鼓鼓士气。这不容易。其实，林奇自己的情绪也非常低沉，整日寝食不安，甚至认真考虑起辞职问题。但他担心自己一旦辞职，别人将难以把案子撑下去，调查会中途夭折。他深知违法者罪行累累，非法收益触目惊心，而且这些犯罪活动多数仍在继续，他不能任其肆无忌惮地恣意忘为。因此，他鼓起勇气，重聚决心。
林奇觉得，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很类似索尔克疫苗的发现，该发现是人类的一个福音，但发现者却受到批评，说他在实验中杀死了猴子。他提醒属下们说，更不利的宣传很可能还在后面。他们将要进行的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而现在这场战斗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正在从事一件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所能遇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林奇对属下们说，"我们必须继续战斗下去。"
1986年10月29日晚6点半，马丁·西格尔回到家里。他走进卧室，把外衣扔到床上。现在正是晚饭时间，能赶在这个时候回家吃晚饭真是惬意。他走到书桌前，凝视窗外。他的书桌紧靠一个大窗子搁着，隔窗而望，可以一览格雷西广场公园全景。
丹尼斯·利文被捕以后，西格尔有好几个月心情紧张，但现在他感到好多了。利文出事的消息公布的那天，西格尔受到了惊吓，第二天他去看医生。他感到身体不舒服，认为自己是过于紧张。其实，他是想要医生问问他为什么感到这么难受、这么焦虑，他好倾诉一下自己。但是，医生给他做了一个快速检查，没有理会他的诉说。"你只是太累了。"医生说，"马上会好的。"
可能医生的话是对的。上个周末，西格尔和妻子与朋友们一起在凯比斯坎度过。他们乘双体船在海上兜风，海风很大，阳光很强，西格尔玩得非常尽兴。
他微笑着望着窗外出神。外面的游乐场上，孩子们在欢快地玩耍。突然，电话响了，打破了室内的宁静。西格尔本能地拿起话筒，而没有等保姆多丽丝去接。一个男子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拉了回来："是马蒂·西格尔吗？"
"是的。"西格尔回答。
"我是比尔。"一阵沉默。星期一，多丽丝就告诉西格尔有个叫比尔的人打电话，没有留下号码。昨天又是如此。那两天西格尔都是在通常时间——晚上8点左右——回到家里。他对这两个电话没有很在意，一时弄不清比尔是谁。
"哪个比尔？"西格尔问。
"你知道的。"对方以暗示的语气说，"比尔。"
"我不知道。"西格尔回答，有点急了。这是一个骚扰电话？又是一阵沉默。
"你看到我的信了吗？"比尔问。
"没有。"
"你知道我发的那封信吗？"
西格尔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干脆把电话挂掉。他接着回答："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信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对方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我是指，你与那个俄国佬的关系。"
西格尔闭起眼睛，眼前净是布斯基的影子。他努力显出毫无忧虑，平静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给你发了一封信，"比尔继续道，"我在信中给你说，我想跟你见个面。"
"我不认识你。"西格尔说。
"哦，得了，别想骗我。"比尔说，声音变得具有威胁性，"我知道的。"
西格尔再次坚持说他不知道这个人在说什么，然后比尔明显显出一阵不安，他问："你是不是以前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工作而现在德莱克赛尔工作的那个马丁·西格尔？"
"是的，没错。"西格尔说，觉得他已经受够了，"不要再打扰我了，否则我就报警。"
"我怀疑你没那个胆。"比尔挖苦地说。西格尔打电话挂了。
西格尔摇摇晃晃地离开桌子，握着拳头。他一直担心会有这么一劫。"要得报应了！"他大声喊道。突然，他感到胃里翻得厉害，想吐，赶紧跑到卫生间。
过了一会儿，简·戴进来了，发现丈夫弯着腰在厕所里呕吐，非常着急。当西格尔直起身来，努力恢复精神时，戴问道："你没事吧？"
"一定是胃又闹毛病了。"他对妻子说，"来得这么突然。"
简·戴一出去，西格尔就马上打电话找马丁·利普顿。不管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业务关系上讲，西格尔都觉得利普顿是与他关系最近的律师。利普顿的秘书告诉西格尔说利普顿正在休斯顿出差，但给了西格尔一个电话号码，说打这个电话可以找到他。
西格尔拨通了这个电话。"我是马蒂，有人敲诈我。"他对利普顿说，接着把接到那个神秘电话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利普顿要他第二天去找劳伦斯·佩多威兹。
第二天上午，西格尔找到佩多威兹，向他详细讲述了比尔打电话的情况，并提到比尔多次说起发给他的一封信，要求与他见面。佩多威兹问："你检查了在康涅狄格住所的邮箱吗？"
西格尔这时意识到他和简·戴都两个多星期没有回康涅狄格的住所了。于是他开车赶回那里，打开信箱，发现那封信正醒目地躺在一堆未开封的邮件里。西格尔戴上塑胶手套，好保护指纹，然后哆哆嗦嗦地打开信封，匆匆扫了一眼信上的内容。这封信简短而神秘，上面先说了一句"我知道"，然后是要钱，并声称如果不给，就向国内税收署举报西格尔。西格尔小心翼翼地把这封信和信封一起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封好，然后折回纽约。
佩多威兹看到这个证物时，觉得可疑。他自忖这封信和那个电话是否可能是政府精心设计的一个骗局。这好像不可能，但是，利文案之后政府一直在继续调查，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发生。尽管如此，佩多威兹建议西格尔先等一等，看看是否再有其他事情发生。
接下去的那个星期，西格尔接到布斯基一个电话，布斯基表示要与西格尔见个面。西格尔拒绝了，但布斯基的电话搅得他心神不安。接着，11月10日，几个国税局的人员不宣而入地来到在西格尔的办公室。西格尔当时不在，他听到这件事时打电话告诉了佩多威兹。这次，佩多威兹说他认为最好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联系一下。
"你联系吧，"西格尔说，"我想把这件事弄清楚。"
那天下午，西格尔又接到佩多威兹的电话。"明天上午你要先到我这儿来一趟。"佩多威兹说，听起来有什么重要情况，但他没有具体说。
第二天上午，佩多威兹告诉西格尔说："检察官办事处对那封信的事一清二楚，他们对你和布斯基的事也都知道。"他不必再往下说了。西格尔的防御崩溃了，他抱头哭了起来。
"我做了那些事。"他抽噎着说，"我有罪，我后悔。我要改正。"
佩多威兹说他已经与本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们说了这事，他们认为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不能做西格尔的代理，因为该事务所在可能与对他的指控有关的那些交易中代理的客户太多了。但佩多威兹提出帮他在其他事务所物色一个刑事律师。"有的律师与政府对抗，有的律师与政府合作。"佩多威兹说，"你愿意找哪种？"西格尔说他要先把这事给妻子谈谈，然后再做决定。
西格尔打了辆出租车回家。他知道他的事不能再对妻子瞒下去了，但他又最怕把这事告诉妻子，担心妻子可能会离开他。这会儿是上午10点来钟，出租车夹在车流里走得很慢。坐在车上，西格尔脑海里幻起一幅自杀的图景：到家后，他不上楼，而是把家里的厢式货车从车库开出来，驶到城外，沿95号州际公路往东走，一直开到迈阿纳斯河桥，然后从桥上猛冲下去。死的前景似乎挺诱人，但一想到车毁人亡的情景他立刻吓得面如土色。
西格尔到家时，保姆告诉他简·戴出去购物了，圣诞节即将来到，她提前去买些节日用品。西格尔在屋里踱来踱去。妻子的36岁生日只差两周就到了，看来这个生日庆祝要被他毁了。这时，他听到前门开了，赶紧来到门厅。简·戴大包小包地回来了。她看到丈夫在家，吃了一惊，然后激动地向他介绍她买的东西，并讲起她的过节计划。西格尔强迫自己打断了她。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他边说边把妻子领到起居室。简·戴脱下外衣，坐到沙发上。西格尔把双层门关上，然后挨着妻子坐下，握着她的手。他深吸一口气，开始道："你还记得搅得我很不安的那封信吗？——就是寄到康涅狄格家里的那封。关于这封信有点事。我犯了一个大错，不知道你怎么才会原谅我。"
简·戴很快就掉起了眼泪，她从丈夫的语气和举止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不幸。西格尔硬着头皮继续讲下去，他快速地把与布斯基进行内幕交易的事大致说了一遍。他感到非常痛苦。简·戴继续抽泣着，西格尔惊恐地看到自己如此伤害了妻子。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简·戴哽噎着说："你做的事是可怕的。"她接着说，她最难过的是她受到了欺骗：这么大的一件事他一直向她隐瞒着。她说西格尔打碎了她对他的信任。
然而，尽管说着这些，她也认识到丈夫的痛苦和绝望，这时她的震惊和难过马上被一种担心所取代——担心丈夫可能自杀。于是，她又赶忙安慰丈夫，并表示会支持他坚持下去，而这种支持正是西格尔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她说："你一直是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说完不禁又潸然泪下。
下午1点左右，西格尔又回到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见佩多威兹。"我不想对抗，"西格尔对他说，"我要把这件事了结，我要赔罪。"最后，佩多威兹帮助西格尔选择杰德·拉考夫作他的律师。拉考夫以前当过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反证券欺诈处主任，后加入穆吉·罗斯·加斯利·亚历山大和弗登律师事务所当合伙人至今。拉考夫从事务所赶来与西格尔和佩多威兹见面。他到时，西格尔已经收到了证交会发来的传票。佩多威兹就西格尔的事给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打电话后，该办事处曾通报证交会西格尔在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所以证交会就把传票发到了这里。
拉考夫印象深刻的是，虽然西格尔忧心如焚，但他没有试图否认或淡化自己的犯罪行为。他很快向拉考夫叙述了他与布斯基之间的违法活动情况，包括最不利的方面，如接受布斯基的酬金。不仅如此，他还述说了与弗里曼的内幕交易关系。
西格尔特别担心他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同事，和他与该公司的关系。在目前情况下，他不可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继续工作。他感到他必须向约瑟夫汇报这件事。但拉考夫想要西格尔保持尽可能多的灵活性。他知道，西格尔可以秘密配合政府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进行调查工作，他在这方面可能是有价值的。但西格尔坚持说，他不愿在德莱克赛尔做这种事。他认为，自己的违法行为都不是在该公司发生的，与这里无关，而且他对该公司的犯罪活动一无所知，所以要他试图诱捕他的德莱克赛尔同事是不公平的。拉考夫同意道，西格尔可以向约瑟夫说这事，告诉他关于传票的情况，并向他请个病假，以便就传票上问题的回答做准备。然后，当天晚上他要到穆吉·罗斯律师事务所再与拉考夫和该事务所另一个合伙人奥德丽·斯特劳斯会面。
西格尔要离开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时，提出见一见利普顿，这时利普顿已从休斯顿出差回来。西格尔独自来到利普顿的办公室，这里曾是他常来拜访的地方。利普顿在业务上经常关照和提携他，对他的事业帮助很大。坐在这位导师和朋友面前，西格尔不禁又簌簌落下泪来。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或许，利普顿经历了太多的这种可怕的情景：先是他的两个合伙人弗洛伦蒂诺和里克，现在是西格尔——一个他几乎爱之如子的人。利普顿没有安慰西格尔，也没有说些开导的话，他显得漠然而冷淡。
离开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后，西格尔跟着拉考夫来到他的办公室。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佩多威兹给他们打来电话，把股市行情收录器上打出的布斯基的消息读给他们听。突然，事件之间混淆不清的顺序开始现出了眉目。"你们不知道这起事件有多严重。"西格尔对拉考夫和斯特劳斯说，"一切都要崩塌了。"
那天下午很晚时，西格尔回到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径直来到约瑟夫的办公室。听到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后，公司开了一个战略会，约瑟夫刚开完会回来。他看到西格尔情绪很坏，好像受到了什么可怕的打击。
"我想请个假。"西格尔说，"我收到了一个传票。"听了西格尔的话，约瑟夫哈哈大笑起来，西格尔被他这种反应吓了一跳。"加入俱乐部了。"约瑟夫笑着说，"阿克曼收到了一个，米尔肯也收到了一个。每人都有一个。"已经很吃惊的西格尔呆住了：怎么回事？这些人与他有什么关系？西格尔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事，所以他没有考虑过布斯基可能还与除他以外的其他人有牵连。
约瑟夫打断了他的沉思。"你做了什么错事吗？到底有事吗？"
西格尔看着约瑟夫，泪水在眼里打转。"绝对没有。"他回答。拉考夫要求他对约瑟夫撒谎，以便在必要时与政府秘密合作。
约瑟夫接着问："是证交会的传票还是大陪审团的传票？"西格尔说是证交会发的传票。这个回答好像减轻了约瑟夫的忧虑，他说："别担心，继续工作，没必要请假。公司会百分之百地支持你。"
当西格尔去见约瑟夫的时候，拉考夫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我知道你要给马丁·西格尔发传票。"拉考夫说，"这个传票我来接，我是西格尔的律师。"他表示想与卡伯里谈谈西格尔的案子，卡伯里建议次日上午谈。
拉考夫知道他和西格尔动作必须要快。他在反证券欺诈部工作时是卡伯里的上司，知道卡伯里是个严肃而认真的人，喜欢以快而狠的手法对付白领嫌疑犯。拉考夫提醒西格尔，如果他打算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必须快点行动，尽管这意味着可能要接受刑事和民事处罚，可能破坏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甚至可能面临破产。拉考夫还提出，如果西格尔选择对抗，他会为他准备辩护。
"我要认罪，要赔罪。"西格尔坚持道，"我不愿对抗，除非你要我这么做。"
第二天（即11月15日）上午，西格尔和简·戴来到拉考夫的办公室。这天西格尔的心情比前一天好多了。昨天晚上，他把有关问题又详细地给妻子讲了一遍，简·戴表示，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支持他。他感到一个沉重的担子卸了下来，轻松了许多。他信任政府，愿意改正。他会受到惩罚，但之后一切都会过去。他觉得政府似乎有点像他的父母，会关怀他的。
在拉考夫的办公室，拉考夫的本案搭档奥德丽·斯特劳斯提醒西格尔："马蒂，昨天你情绪太低落，而今天又太高涨。"
拉考夫和斯特劳斯给西格尔夫妇进一步介绍了认罪的利弊，安慰他们，说事情总是看起来困难重重、前景暗淡，实际并非那么悲观，一切都是有希望的。
接着，拉考夫去见卡伯里，卡伯里直入正题："我们掌握他的情况。我们有三个证人：伊凡·布斯基、送钱人和送钱监督者。我们认为西格尔对我们可以有些用处。我们了解弗里曼的情况。"拉考夫对卡伯里提到弗里曼这个名字吃了一惊，这个名字是他刚在西格尔坦白案情时知道的。拉考夫自忖卡伯里是否在虚张声势。
"为便于讨论，假设案情是这样，"卡伯里继续道，"我准备提出四项控罪。"
拉考夫先不做出反应，他要多了解一些对方的条件。比如到时候会赶上什么样的法官？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犯人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时赶上哪个法官，该法官就将一直负责该案的审理，直到宣判。拉考夫希望西格尔认罪协议的达成要选时恰当，以便赶上一位仁慈的宣判法官。卡伯里说政府会尽量保持灵活性，但西格尔要与政府合作。拉考夫问是不是要西格尔带窃听器，卡伯里说是的。
拉考夫把卡伯里提出的条件回来告诉西格尔，西格尔说可以接受。于是拉考夫向卡伯里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价值预估，表示西格尔能够提供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套利主管有罪的证据，但拉考夫没有提出弗里曼的名字。作为交换条件，卡伯里提出把对西格尔的控罪减去两项。拉考夫说可以达成协议，但还要视与证交会的谈判情况而定。
接着，拉考夫给证交会的林奇打电话。证交会仍然被布斯基一案的不利宣传刺痛着，急于把西格尔作为与布斯基合作的成果来炫示，以说明布斯基的合作是有价值的。舆论曾批评证交会对华尔街的罪犯过于心慈手软，它不准备再冒遭受进一步批评的风险。拉考夫问证交会想要什么。
"很简单，"林奇回答有，"除了他的两座房子，我们都要。"（拉考夫把这个情况告诉西格尔时，西格尔惊叫道："天哪，我只从布斯基那里得了70万美元。"）拉考夫激辩说，证交会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最起码西格尔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挣的钱应该保留，这些钱是清清白白的血汗钱，与非法活动无关。在证交会与拉考夫的谈判中，证交会方面主要是斯特克出面谈的，他最后同意了这一点，并以此达成了协议。但是，沙德和证交会其他委员否决了这个协议。他们坚持要没收西格尔所拥有的几乎一切东西。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对西格尔任意摆布，而且他们决心借此消除以前不利报道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允许西格尔保留他的养老计划缴纳金和两座房子，就这些。西格尔甚至还必须放弃1000万美元的股票和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奖金，证交会不允许德莱克赛尔把这笔奖金发给他。
拉考夫认为可以就这些严苛的条件与证交会再争一争，但西格尔说他不想再争了。事情到这一步，西格尔吃惊地发现自己对钱已经不在乎了。以前，当他的收入达到六位数时，钱似乎很重要，但它从不足以给他带来所需要的安全感。如今，他已被毁了，无论他有多少钱。所以，即使一分钱没有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格尔还认为，严厉的惩罚有助于减轻他在公众心目中的罪过。如果严惩就是赔罪的代价，他甘愿接受。如果说还有什么挥之不去的疑虑的话，那就是他怕以前的华尔街同行们说他与政府商定的协议是一项"赔本买卖"。对一个技能娴熟的业务员来说，这种评价是令人尴尬的。
虽然政府协议的最终细节到12月中旬才能定夺，但与证交会的协议一周之内就大体就绪了，而与检察官办事处的认罪求情协议很快就最后确定了。现在，西格尔开始了秘密与政府合作，就像布斯基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
感恩节那一周的一个晚上，拉考夫和西格尔来到世贸中心对面的联邦邮政大楼，悄悄从后门走了进去。他们要在这里与卡伯里等人见面，而选这个时间（晚上10点）在这个地方见面是为了保密。西格尔被带到邮政巡查员办公室，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卡伯里和杜南。
卡伯里是个不修边幅的人，有一个"科伦布"的外号。西格尔第一眼看到他，就发现他的外表印证了这一点。卡伯里的衬衫紧绷着裹在滚圆的腰身上，上面有几处蕃茄酱留下的污渍。西格尔还见到了杜南和罗伯特·帕斯查尔。杜南负责具体安排西格尔做秘密调查工作。西格尔仔细端详了一下杜南，发现他看着像一个强壮的爱尔兰人。西格尔觉得杜南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似曾相识，但他肯定以前并没有见过这个人。
卡伯里对西格尔印象颇深。西格尔是他提讯的第一个"顶层"投资业务员，利文和威尔基斯当然不属于这种人，而布斯基更不是，他是一个套利人。另外，西格尔形象俊朗，富有魅力，而且镇静自若。
"他们会盯住你的眼睛看，以识别你是否可信。"拉考夫此前告诉西格尔说，"回答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实情。"在会面中，西格尔把他与布斯基和弗里曼的所有交易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尽管都是凭记忆追述，但他尽力做到精确。有些交易涉及的收购案很复杂，特别是与弗里曼一起进行的那些，例如尤纳考公司收购案，其中的股票回购比例计算非常复杂，再如斯托勒通信公司收购案，这起收购案旷日持久，一波三折。那天晚上的问讯用了约一个半小时。后来，类似的会面又进行过多次。
西格尔在供述中从不试图为自己开脱，没有暗示他的行为是不慎落入了"灰色地带"或华尔街上每个人都在这样做，等等。他没有给自己找任何借口。利文和布斯基也表示过悔恨，但他们的主要懊悔似乎是自己被抓住了。检察官们认为，西格尔的态度是真诚的，他切实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想要赔罪。
这些问讯都没有证交会的律师参加。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与证交会之间的关系不和谐，西格尔对此感觉很明显。检察官办事处仍然顾忌于证交会的不利报道。他们不让西格尔向证交会律师们透露任何事情，特别是关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情况，担心被泄露。
"不要给他们讲。"杜南对西格尔说，"他们只会把事情弄砸。"
1987年1月，证交会要求让西格尔印证一些布斯基的供述，于是安排伦纳德·王在格拉莫西公园饭店一个房间里讯问西格尔，同时参加的还有另一位证交会律师。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要求西格尔只讲与布斯基有关的内容，不要提弗里曼的事情。
当西格尔同意与政府合作时，拉考夫提醒他说，他以前所熟悉的生活很快就将成为过去，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他现在和过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要受到严密审查，他必须接受这一点。西格尔同意认罪时，拉考夫要他去看一位精神病医生或心理医生。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可能去医生那儿了解情况。病人纪录未必不让在联邦法庭上披露。
拉考夫和斯特劳斯敦促西格尔尽快搬家，远离现在这个"风暴中心"，以便在西格尔认罪的消息公开之前有时间调整心态。这个计划简·戴特别难以接受，她喜欢康涅狄格的家，那里的布局和装潢都是她和西格尔亲自设计的。而且，离开这里就意味着要离开她的亲朋好友，还要把孩子们从他们熟悉的学校转走，一想到这些她就黯然神伤。然而，她知道迁居是必要的，既然同意与西格尔站在一起，就要接受这个到另一个地方筹建新生活的计划。他们选择去佛罗里达，该州的宅地法保护被告人的家产不受债权人侵夺。西格尔把康涅狄格的房子和纽约的公寓放到市场上出售，并用几个周末的时间到佛罗里达州的各个城市物色新家。他从坦帕开始，沿西海岸一路南行，然后折往东海岸，再一路北上，最后到杰克逊维尔。在路上，西格尔又产生了自杀的冲动。开车在95号州际公路上行驶时，他想，自杀是多么容易啊，只需动一动手里的方向盘，迎头撞向对面疾驰而来的车辆就行了。但是，一想到这样会造成交通事故，会伤及无辜，他阻止了自己。
西格尔决定把家安在杰克逊维尔，因为坦帕和圣彼得斯堡太沉闷，迈阿密太喧嚣，而棕榈滩是富贵人扎堆的地方，住在这里会传送错误信息。此外，他不想在新居住地碰到华尔街和商业圈里的老同事。西格尔喜欢杰克逊维尔浓厚的商业气氛。他想，一旦渡过这场劫难，他可以在这里开创一份事业，——但愿有这么一天。而且，西格尔在杰克逊维尔看上了一所漂亮的房子。那是一幢高高的现代风格的小楼，就坐落在庞特维德拉海滩上。这所房子共有三层，一、二层住人，室内装有壁炉，第三层是一个角楼，在主人卧室上面，视野很好，可以改建成一个完美的家用办公室。房子一侧有一个可停放三辆车的车库，车库顶上可以建几间儿童房，给孩子们用。西格尔还买下了与房子毗邻的那部分海滨地的产权。这所房子、土地和改建扩建共花了西格尔350万美元。
西格尔原有的两处房产没怎么费事就出手了，康涅狄格的房子卖了350万美元，纽约的公寓卖了150万美元。曼哈顿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很红火，西格尔的那套公寓中意者很多，最后的买主是第一个看房者。几乎所有的卖房所得都用在了杰克逊维尔的新家购置、缴纳税款和支付律师费上。没有人知道西格尔夫妇将要搬到佛罗里达去，但他们卖房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了出去。邻居们马上得出结论说，西格尔和简·戴要闹离婚。更让西格尔恼火的是，一个邻居给他打电话，急切地问他的喷气式快艇是不是也要卖。
1987年1月中旬，简·戴、多丽丝、杰西卡和双胞胎儿女驱车搬往佛罗里达的新家。西格尔则留在纽约，尽力表现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他想在家人们到达新家那天赶过去与他们团聚，但一场大雪阻止了他。搬到新家前六个月，每当一家人开车从外面回家，双胞胎之一斯科蒂总是问："看门的在哪儿？"
西格尔很寂寞地呆在纽约，但他想方设法表现出正常的样子，该上班就去上班，该回电话就回电话。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没有追逼他做更多的解释。该公司雇佣的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经常给拉考夫打电话，不断询问西格尔是不是真地对德莱克赛尔的不当活动一无所知，并试图套问更多关于西格尔处境的消息，而后者是其主要目的。拉考夫只是说西格尔的事都是有关他来德莱克赛尔以前的工作，但他拒绝详细说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尽力不疏远西格尔。1月，西格尔拿到了他的300万美元奖金，把它上缴了证交会。
了解西格尔的人都发现他的表现很反常。他精力不再，热情顿消，活力殆尽，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会议也不参加了，而且也没有再做成任何新交易。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指示西格尔和拉考夫，为了掩护西格尔的秘密身份，必要时要不惜撒谎，但这种时候很少。
"我听说你在配合。"一天，约瑟夫随意地问道。西格尔只是耸了耸肩，约瑟夫也就不再追问。
有一次，《纽约时报》记者约翰·克鲁德尔给西格尔打电话，问他是不是遇到了麻烦。
"没有。"西格尔说。
一开始，西格尔不愿配合政府做秘密调查工作，但检察官办事处坚持要他这么做。他们想通过西格尔窃听德农齐奥和塔伯尔，以获取他们的罪证。他们还告诉西格尔不要与弗里曼有任何联系。
杜南对他说："我们不要你以任何方式接触弗里曼。"他们要谨慎行事，观察西格尔的表现，并评判他联系的那些人的反应。他们不想冒险惊动弗里曼。
检察官办事处计划在西格尔身上装上窃听器，让他与拉尔夫·德农齐奥见面。见面时，西格尔要把话题引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以前利用弗里曼的内幕消息做套利业务的事上。根据西格尔的揭发，德农齐奥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做内幕交易的事是知道的，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确证西格尔的话，从而获得德农齐奥有罪的证据。由于德农齐奥本人没有具体进行交易，检察官办事处人员需要更多关于他的证据，他们不想只凭西格尔的证词指控德农齐奥。但是，因为西格尔不愿意这样做，他认为他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处境困难时离开它而去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现在再与德农齐奥见面似乎于情于理都不通。
杜南和帕斯查尔的安排是，让西格尔与他的好朋友彼得·古德森打电话，古德森现在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兼并收购部主管。西格尔要向古德森谎称想回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理由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受到了布斯基丑闻的牵连。他要让古德森安排他与德农齐奥见个面，到时候他身上带着窃听器参加。西格尔对这个计划很不乐意，因为古德森是他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时最好的朋友，他还是古德森女儿的教父。但是，杜南和帕斯查尔坚决要他这么做，他别无选择。
于是，西格尔给古德森往家里打电话，杜南在他旁边站着。西格尔打了三次才找到古德森。古德森好像对西格尔的话深信不疑，说他会努力安排西格尔与德农齐奥见面。然而，最后，该项计划无果而终。古德森回告说德农齐奥拒绝见西格尔，显然仍然对西格尔的背叛行为耿耿于怀。德农齐奥给西格尔的口信是："你这是自作自受。"
检察官办事处对威格顿不大有兴趣，因为他与西格尔基本没有共同点，关系一般，很难找到让西格尔给他打电话的合理化理由。塔伯尔（即威格顿以前做套利时的搭档）情况则不一样，杜南马上把他锁定为潜在目标。
塔伯尔在西格尔离开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后不久也离开了这里。他成功地假借他的那些套利"经验"到别的公司谋得了头衔和高薪。他先去了化工银行，在那里被任命为套利主管。他准备在化工银行建立新的套利业务部，但这个计划宣布后引发了对该银行不利的舆论，客户们对化工银行打算从恶意兼并中谋利感到不快。于是化工银行告诉塔伯尔说，他做套利业务不能介入恶意兼并交易。这个限制有些荒谬，有哪个真正的套利人不做恶意兼并交易的？结果，塔伯尔离开了化工银行，去美林公司当套利人。
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相信，塔伯尔对起诉的威胁会特别害怕。利文被捕的消息公布后，塔伯尔就曾给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西格尔打电话。"我们没事吧？"他问西格尔，说明他知道西格尔对他是个威胁。西格尔向他保证说他与利文没有关系。有一次，塔伯尔在美林公司又给西格尔打电话，当时西格尔正在帮助哈夫特家族收购塞夫威（Ｓａｆｅｗａｙ）公司，这起收购案又是德莱克赛尔融资支持的。美林公司在这起收购中是做被收购公司的代理。塔伯尔在电话中谈起美林公司关于如何应对收购的考虑，他称之为"美林公司的思路"，其中包括有关董事会会议日程的机密信息。塔伯尔所谈近乎内幕消息，西格尔认为他是希望建立起一种关系，但西格尔始终没理他的茬儿。
按照杜南和帕斯查尔的安排，西格尔给塔伯尔打电话。在电话中，西格尔建议与塔伯尔聚一聚，"叙叙旧"，聊聊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时的事。塔伯尔似乎有所困惑，推托了。西格尔又试另外一种方法，他借故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受到布斯基丑闻的牵连，说想离开这里。"或许我们可以自立门户，一起干。"他说。这种方法也没有结果。于是，西格尔又打电话，对塔伯尔说："或许我可以跟你谈谈我去美林公司的事。"
塔伯尔一定对西格尔突然极力想与他"聚聚"感到纳闷儿，他们同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工作时都很少相聚。西格尔给塔伯尔打的这些电话杜南都在监听，通常是通过他办公室里的一个分机监听的。
1987年2月11日是个星期三，这天下午4点半左右，杜南和帕斯查尔来到西格尔的公寓。这套公寓虽已出售，但过户手续还没有办完，所以西格尔还在这里住着。那天下午，塔伯尔被美林公司解雇了，这可能会削弱他对西格尔邀请见面的抗拒，从而增加与政府合作的可能性。杜南和帕斯查尔对西格尔在配合调查方面缺乏效果感到沮丧，并越来越不耐烦。同时，最近《纽约邮报》漫谈专栏提到西格尔可能因布斯基一案陷入麻烦，这也使他们感到紧张，他们知道这种报道会加强人们对西格尔的怀疑。时间越来越紧迫。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杜南严厉地对西格尔说，"找塔伯尔，拉他见面。"西格尔拿起电话，打给在家里的塔伯尔。西格尔先是对塔伯尔被解雇表示同情，继而再次提起与他一起建立套利公司的事，建议就此事的可能性进行面谈。这次塔伯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说他"太忙"。
杜南用另一个电话监听西格尔与塔伯尔的通话，他听到西格尔把电话挂了，然后听到塔伯尔挂断电话的咔哒声。但之后线路并没有断，他听到塔伯尔那边有另一个男子的声音，那个声音问："我现在该挂电话了吗？"杜南很窝火，马上意识到塔伯尔安排人监听了西格尔打给他的电话。塔伯尔有所觉察。
"我们现在只有按我们的方法做了。"杜南在他与帕斯查尔走出西格尔公寓时说道。
西格尔意识到"我们的方法"所可能意味着什么。他现在知道杜南能力非凡。西格尔接受问讯后几个星期，有一天接到杜南打给他的电话，这是杜南第一次在电话里跟他说话。在电话中，杜南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种可怕的熟悉。突然，西格尔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记起来了，他回想起那个秋日的夜晚，他走到卧室里，望着窗外的游乐场，这时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
"是马蒂·西格尔吗？"一个声音问，"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就是这个声音毁了他的生活。
杜南就是"比尔"。
布斯基被调查的消息公布后约两个星期，米尔肯又找吉姆·达尔。达尔仍然不明白米尔肯的葫芦里究竟是卖什么药。他所知道的只是，在他上次与米尔肯在洗手间里面谈后，米尔肯大部分时间都与他弟弟洛厄尔呆在一起。
"你需要找个律师。"米尔肯小声对达尔说。达尔没有接到传唤，但鉴于他在高收益证券领域的重要身份，并鉴于他直接与布斯基进行交易，他接受传唤可能只是迟早的事。米尔肯极力敦促达尔雇用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他是华盛顿特区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著名刑事律师。达尔不用担心律师费问题，他的律师费会由公司支付，就像米尔肯的一样。米尔肯解释说，他自己已经聘请了威廉斯，向达尔保证说不用担心。"他们只想要我。"他对达尔说。
达尔不明白为什么让他和米尔肯雇用同一个律师。不会米尔肯的利益先行吧？第二个星期威廉斯和一个名叫罗伯特·利特的年轻律师来贝弗利山时，达尔仍在琢磨这些事。这两个律师来贝弗利山分部会见一些潜在证人。
对威廉斯的鼎鼎大名，达尔早有所闻。威廉斯是律师行内老将，性格倔强，替人打过许多引人注目的官司。他是美国最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是华盛顿律师界的翘楚，在政治性刑事案件中无与伦比。他曾做过许多著名人物的辩护律师，包括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姆斯特（Teamster）公司的老板吉米·霍法、林登·约翰逊的门生博比·贝克、金融家罗伯特·维斯科、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和前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威廉斯是巴尔的摩奥里奥勒斯（Orioles）棒球队的所有人，而且以前曾与别人共同拥有华盛顿"红人队"，所以他懂商业。另外，他正患癌症。
"听我说，吉姆，一切都会过去。"威廉斯沙哑着声音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团结一致，共同战斗。那些政府律师不是我们的对手。"威廉斯继续鼓动达尔，言语中夹杂着粗话。威廉斯和利特向达尔保证他不是主要人物，不是政府调查的目标，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可能伤害米尔肯的潜在证人。"我们会战胜这些狗娘养的。"威廉斯说，"但我们必须呆在同一个帐篷里向外撒尿。"
米尔肯控制住那些潜在证人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佐证，布斯基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说谎者和罪犯，单凭他的证言是永远不能证明米尔肯有罪的。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对这一点很清楚，检察官们亦然。然而，米尔肯内部如果有人背叛，对米尔肯的伤害会是致命的。决不能允许发生这种事。
米尔肯自己决不会去作证。他从没有考虑过要认罪、坦白或与政府合作。不像布斯基和利文，他没有更重要的人物可检举了，没有东西可向政府提供以换取宽大处理。他是塔顶人物，是这场犯罪活动中的魁首，没有比他再大的"鱼"了。而且，不像西格尔，他显然没有懊悔感。他过去多次成功击退证交会的问询，这次似乎也胜券在握。
威廉斯与皮特和拉考夫不一样，他不试图向米尔肯询问事实真相，第一次见面时没有问，后来也从没有问。他不想知道。威廉斯经常说他有一个基本规则：如果有问题你不知道答案，就不要问。
11月14日布斯基接受调查的消息宣布后，米尔肯马上就雇用威廉斯做他的律师。他好像把威廉斯视为权威人士，对他有一种敬畏，这是他对介入调查的其他人所没有的。米尔肯是通过丹佛石油商马文·戴维斯认识威廉斯的。戴维斯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借助于米尔肯的垃圾债券，他成为好莱坞大亨，买下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威廉斯长期担任戴维斯和米尔肯另一重要客户维克托·波斯纳的私人律师。
当米尔肯雇用威廉斯及其搭档利特时，利特吃了一惊。利特以前在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工作，认识卡伯里。布斯基的消息星期五下午公布后，利特曾打电话给卡伯里，向捉到布斯基这条大鱼表示祝贺。第二天，即星期六，威廉斯给利特打电话，声音粗哑地告诉他："我们要做米尔肯的辩护律师。"于是，利特又给卡伯里打电话，对前一天的电话表示道歉，说他不知道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会介入进来。
就在同一个周末，米尔肯还雇用了亚瑟·利曼和马丁·弗鲁曼鲍姆，他们是保罗、威斯、里夫坎德、沃顿和加里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一起做过丹尼斯·利文的代理。尽管代理过利文案，利曼作为经济律师的名气要大于刑事辩护律师。他在佩恩索亚公司战胜德克萨科公司一案中做过佩恩索亚公司的代理，这起案子对佩恩索亚公司来说是一场具有纪念意义的大捷。利曼还在参议院的伊朗－康特拉丑闻问题调查中做过法律顾问。
米尔肯也认识利曼，他的客户有很多选择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当法律顾问，如三角工业公司的纳尔逊·佩尔兹和收购里夫隆公司的罗纳德·佩雷尔曼。米尔肯认识到，利曼懂证券法和恶意兼并业务，对垃圾债券业务也熟悉。
威廉斯坚持由他担任首席律师，米尔肯同意了。利曼和弗鲁曼鲍姆会密切参与。利曼在自尊上牺牲了许多，他和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的工作量更大，而说话的权力却小。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将贡献出大量人力应付证交会方面的事，这件工作量大、费时，而且常常令人乏味。威廉斯从开始时就说："我不把证交会往眼里夹。"他只从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要来很少几个人处理与证交会的事。这是他的风格。
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风格是人海战。该事务所是全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它以焦土战术闻名，能组织庞大的律师队伍与政府对抗。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也有许多律师。该公司雇用的律师来自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这是纽约又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德莱克赛尔一直习惯从这里寻求法律服务。同时，德莱克赛尔还雇用了彼得·弗莱明。弗莱明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刑事律师，在一起著名的政府诉讼案中做过日立公司的代理。
然而，在米尔肯的辩护队伍中，惟一最重要的律师可能是最不出名的一个律师，那就是理查德·桑德勒，他是洛厄尔·米尔肯儿时的朋友，现在成为米尔肯的家庭律师。桑德勒一直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的办公楼里上班。尽管他与洛厄尔关系更近，但似乎一直很崇拜迈克尔·米尔肯，他的业务和生计都依赖于米尔肯。他对米尔肯的热情超出了经济关系，仿佛他与米尔肯融在了一起。
桑德勒不讨人喜欢但精力充沛，贝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和营销员们都瞧不起他，称他为"真正的房地产律师"。但是，桑德勒突然成为米尔肯圈子里最重要的人物。他是这起调查案的信息控制中心，不断与可能证人和其他律师联系。他埋头搜集案件证据——准确地说是有利于米尔肯脱罪的证据。他与米尔肯几乎形影不离，米尔肯去哪儿，他也跟着去哪儿。桑德勒的会议室似乎成为米尔肯的第二"交易台"，米尔肯不在交易台坐着的时候就到这里来，呆在这里的时间越来越多。桑德勒还监督建造贝弗利山分部办公楼二楼的一个会议室，这个会议室有个绰号，叫"寂静的圆锥"，房间是隔音的，而且每周都进行大检查，以防有人安放窃听装置。这个特别会议室用于米尔肯和律师们进行策略讨论。
米尔肯的律师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律师同意共同合作，并签订了一个正式的联合辩护协议。这种做法不让人感到惊奇。协议要求所有律师遵守律师－受托人保密规定，并要求在律师成员间实行全面的信息共享。然而，尽管有这个协议，米尔肯的律师却不向德莱克赛尔的律师提供任何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从一开始，威廉斯就告诉米尔肯及其律师们，德莱克赛尔最后会向政府投降。
威廉斯预言，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作为一个证券公司，不可能从旷日持久的刑事调查和证交会调查中挺过去，它会成为米尔肯的敌人，在调查过程中可能把它从米尔肯那里搜集到的一切都提供给政府。所以，米尔肯的律师们所掌握的东西当然一点都不向德莱克赛尔的管理人员或其律师透露。
米尔肯和律师们对德莱克赛尔的律师鲜有尊重。有一次，大家都在彼得·弗莱明的律师事务所开会，德莱克赛尔的首席律师托马斯·柯宁在主持一场讨论，这时迟到的利曼来了。利曼一进门就开始高谈阔论，打断了柯宁，专横地要求由他来主持。柯宁憋了一肚子火，也不好说什么。
米尔肯的律师团有时似乎也不咬弦。尽管按照协议威廉斯担任首席律师，但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却与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争夺主导权。在他们合作早期，有一次，威廉斯得知弗鲁曼鲍姆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讨论一件传唤的事，暴跳如雷。其实，弗鲁曼鲍姆打这个电话无伤大雅，但是，威廉斯认为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联系是他的事，他有一个与检察官办事处沟通的具体计划。于是，威廉斯给桑德勒打电话，大叫道："如果那个臭胖小子再越雷池一步，我要像捏虫子一样捏死他。如果他在我的事务所，会被炒鱿鱼的。"非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认为弗鲁曼鲍姆态度傲慢，对他很不悦，开始称他为"FLS"。
要使本阵营里每个人都"呆在同一个帐篷里向外撒尿"，最容易的方法是让尽可能多的潜在证人找米尔肯的律师团成员做代理。但是，律师《职业责任守则》警告这种做法，要求律师不要既做被告的代理，又做证人的代理，除非向每位受托人详细解释这样做的所有可能影响。威廉斯对达尔的怂恿就过了这个线，因为达尔很可能会被要求作证。但是，达尔当时事实上没有收到传票，所以威廉斯可以随意那样做，而且他的话起了作用。达尔敬畏威廉斯，急切地雇用他和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作自己的律师。沃伦·特莱普和贝弗利山分部另一个人也这样做了。
然而，威廉斯认识到，他不能做已接到传票的雇员的代理，这些雇员包括洛厄尔、莫塔斯克、瑟内尔和阿克曼。但是，威廉斯要确保这些证人——有的是潜在目标——由"友好的"律师做代理。米尔肯的律师团仔细筛选律师名单，寻找可以向洛厄尔等人推荐的律师。在筛选过程中，候选律师的技能和声誉当然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虽然这项因素几乎不能花费大量时间来讨论。更重要的因素是候选律师在政府诉讼案中的执业纪录，威廉斯和律师团要寻找那些爱与政府对抗而不与政府合作的律师。
还有一个因素发挥重要作用，那就是候选律师与现律师团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寻找那些与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律师团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有依赖和义务关系的律师。在最后确定的律师中，有一些曾从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或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接过很多业务，他们在分享信息方面是可以依靠的，而且在职业责任范围内可以与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的律师团合作。例如，为米尔肯一个助手做辩护人的马克·波莫兰兹与利特一起在最高法院工作过，代理米尔肯另一位证人的杰克·奥斯佩兹曾在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当过合伙人，做瑟内尔代理的西摩·格兰泽尔经常接手利曼介绍的业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最后，所有候选律师都由桑德勒亲自面试。桑德勒对米尔肯的赤胆忠心进一步确保这些律师们可能与政府对抗，而不寻求与政府合作。
与政府的诉讼大战开始了。证人们（包括达尔）一开始在证交会和大陪审团面前有些慌乱。多数人只是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起初达尔抵制这种想法，觉得他没什么可隐瞒的。他想，援引《第五修正案》会让政府更加怀疑。但在利特的坚持下，他行使了保持沉默的权利。
另一位证人沃伦·特莱普对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与米尔肯关系太近感到关切，担心他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威廉斯安排威廉·亨德利做特莱普的代理。威廉斯多年来一直向亨德利介绍业务。特莱普的反叛一开始在米尔肯阵营里造成了影响，但在亨德利做特莱普的代理后，特莱普向同事们保证他决不会与米尔肯反目，此后这种影响逐渐消失了。在华盛顿棕榈餐厅吃饭时，特莱普告诉亨德利他决不会说不利于公司客户或同事的话。他说："我不是那种告密的人。"亨德利回答说："我也没有'告密者律师'的名声。"
不过几个星期时间，米尔肯的律师团组成了，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身价最高的律师团之一，辩护方针也制定好了，一般情况下决不改变。从此以后，米尔肯被塑造成卑鄙布斯基的无辜受害者。他被描绘成一个天才，一个瑰宝，一个美国经济的拯救者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然而，威廉斯私下里提醒他的一些同僚说，随着案情事实的揭示，这种姿态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现在，米尔肯实际上被各种各样的专家包围了，但他与其他人的距离却更远了。弗雷德·约瑟夫被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报道弄得心烦意乱，特别是《华尔街日报》11月17日有一篇文章，说米尔肯被政府传唤的事。约瑟夫想亲自弄清事情的原委，要让米尔肯个人使他消除顾虑。然而，托马斯·柯宁和彼得·弗莱明对约瑟夫说，他们可以代表他面审米尔肯。当他们到达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时，米尔肯的律师们已经在那里了。尽管口头上说合作，但米尔肯的律师拒绝让德莱克赛尔的律师单独询问米尔肯。
米尔肯的律师对柯宁和弗莱明说，不允许公司与一位可能成为调查目标的员工会谈是刑事调查中的"常见"做法。他们同时向柯宁和弗莱明保证，德莱克赛尔不用担心什么。柯宁等人把这些话对约瑟夫说了。约瑟夫没有认识到，他作为公司领导，这时如何决策是非常关键的。当米尔肯的律师坚称不让米尔肯接受公司询问是"常见"做法的时候，他们是在以偏概全。与此相反，在这种时候，许多公司会坚持立即对员工的被控非法行为进行彻底调查，如果该员工拒绝接受询问，或回答问题不令人满意，就会被公司解雇。米尔肯的律师对这些是清楚的，他们在拒绝让米尔肯接受约瑟夫或德莱克赛尔的律师的面谈时，知道是在冒险。但是，他们清楚米尔肯对公司的重要性。当米尔肯说他无罪时，约瑟夫相信了他。同时，约瑟夫还要与忠于米尔肯的公司其他高层人员争斗。如果停米尔肯的职或开除米尔肯，会在公司引起内乱。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11月14日接到证交会的传票，接着在12月接到大陪审团的传票。从这些传票中清楚地看出，米尔肯与布斯基的关系是调查的中心。这些传票涉及内容繁多，非常详尽，而且带有厚厚的附件。布斯基与米尔肯之间的几乎所有交易都提到了，包括费斯克拜奇公司、太平洋木材公司和维克斯公司等交易，那笔530万美元的款项更是引人注目。传票要求出具大量文件资料，但只给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30天准备时间。
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公布后，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立即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发起了一次内部调查，在11月15日和16日询问了与布斯基交易有关系或涉入问题交易的德莱克赛尔人员。由于没有接触布斯基或米尔肯，律师们没能找到非法行为的直接证据，这是不奇怪的。当查到那笔530万美元的款子时，有许多证人证明这笔钱是布斯基付给德莱克赛尔的咨询费。这些证人中包括大卫·凯，他作证说德莱克赛尔确实为布斯基做过咨询和研究。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管理层急切地接受了这笔钱是咨询费的说法。麻烦的是，德莱克赛尔一般不给客户开咨询费用的账单。3月21日（即付款日期）的事也很不符合公司的传统。无论德莱克赛尔为布斯基做过多少咨询和研究，它在哈德森融资交易中从布斯基那里得到的这笔费用非常大，说这笔钱是布斯基付给德莱克赛尔的研究咨询费，那德莱克赛尔获得的这种报酬就太丰厚了，会引起争论。虽然如此，德莱克赛尔的律师们认为，无论此事多么令人生疑，未必能说这笔款子是黑钱。
德莱克赛尔的管理层和律师们把希望寄托在米尔肯的律师给他们看的一份材料上。这是瑟内尔手写的记录，所署日期为"86－3－21"，据称是与布斯基股份公司停业同时做的记录。上面写着：
公司金融部：180万美元
资产净值研究部（纽约）：200万美元
高收益证券部研究处：100万美元
这些据称是这笔咨询费中的大部分款额在为布斯基做过研究工作的部门中的分配情况。米尔肯的律师们坚持称，这"证明"这530万美元确实是咨询费，正如布斯基股份公司停业时提供的一封由洛厄尔和唐纳德·巴尔萨署名的信函中所说明的。这些记录是这笔费用在德莱克赛尔不同部门的分配情况，用于奖金额的计算。
柯宁觉得该与证交会联系了。他计划在感恩节那个星期与证交会的斯特克进行面谈，并提出在接下去的星期六让约瑟夫与证交会人员会面。柯宁希望能很快与证交会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议，他不想让这场调查拖得太久。他曾在赫顿银行的支票诈骗案中做过该银行的代理，该银行被这场搅得满城风雨的案子弄得声名狼藉，所以他深切体会到，即使是一家声誉良好的证券公司也经不起不利宣传的折腾。
在华盛顿，林奇也希望快点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米尔肯达成决议。在布斯基协议上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不断猛击之后，他急切地想拿出一些布斯基协议产生的成果来。如果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现在赶来合作，他感到证交会可以真正揭开证券业界的惊人黑幕。林奇认为米尔肯会受到很大压力。他期望德莱克赛尔起码让米尔肯停职休假，从而开始积极的合作。他看不出该公司有多少选择余地。
证交会的期望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期望相去甚远，这种证交会与其管辖的一个证券公司之间期望如此偏离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柯宁一提出说那530万美元是一笔清白款子，讨论就谈崩了。柯宁的这种说法激怒了斯特克。的确，任何听过布斯基坦白的人都会觉得这种说法荒谬无比，布斯基对这笔钱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柯宁想知道证交会的"忧虑"是什么。如果德莱克赛尔准备拒绝合作，斯特克就没有兴趣再帮它，所以他冷冷地回答柯宁："证交会的忧虑还不想与你分享。"然后，柯宁提出证交会要德莱克赛尔出示的文件过多，要求"划分重次急缓"，被斯特克拒绝了。接着，柯宁再次提出让约瑟夫到证交会来一趟，也被断然回绝。斯特克认为很清楚的是，尽管德莱克赛尔声称要合作，但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想合作。对柯宁来说，有一点他困惑不解：证交会怎么对德莱克赛尔关于那530万美元的解释那么恼火。
最后，柯宁说服林奇在华盛顿见见约瑟夫。如果说这次会见与柯宁和斯特克的会见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次会见结果更遭。林奇告诉约瑟夫，米尔肯的非法活动是"不可辩驳的"，证交会有支持布斯基证词的人证、物证，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立即开始合作"。林奇觉得他把事情的利害关系讲得够清楚了。但是，约瑟夫似乎感到愤愤不平，他说："我们自己做过调查，你的指控根本不是真的。布斯基是个说谎者，是个罪犯。"林奇对德莱克赛尔自己做的所谓调查感到不齿。约瑟夫承认他或德莱克赛尔的律师没有盘问米尔肯。这也叫调查？接着，约瑟夫重申了关于那530万美元的看法，这更让林奇生气了。"你说这笔钱是非法的，那给我们拿证据出来。"约瑟夫坚持道，"我们正想知道我们哪儿做错了。"
林奇认为，约瑟夫这样说显然是企图从证交会套取信息而不向证交会提供情况。林奇平常是个镇定自若的人，一般不轻易激动，但这时他坚持不住了，发起火来。他对约瑟夫说："你知道你们哪儿做错了。"于是，会谈在互相反诘中不欢而散。
约瑟夫走后，林奇对斯特克说："真想不到他们会这样做。他们的意思很清楚：'我们要保护米尔肯。'"斯特克点了点头，疑惑地表示同意。他们知道米尔肯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是实权人物，但没想到其影响大到如此程度。
鉴于布斯基所供述情况的重要性，同时鉴于德莱克赛尔或米尔肯不准备与证交会合作，林奇和斯特克得出结论说，证交会可能要面对一场诉讼大战，这起诉讼案在规模上堪与曾导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分拆的政府反托拉斯案相提并论。因此，他们很快加强了这起案子上的人力，把律师人数从六人增至二十人。该证交会为诉讼大战秣马厉兵了。
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卡伯里正在运筹帷幄，确保对德莱克赛尔的指控不只建立在布斯基的证词上。他安排两名年轻有为的助理检察官约翰·卡洛尔和杰斯·法德拉加入这起案子。卡洛尔31岁，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当过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欧文的法务秘书；法德拉35岁，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曾在波士顿罗普斯和格雷律师事务所做过合伙人。
自从第一次审讯布斯基，卡伯里就发现，这起案子的许多情况有必要进一步从侧面证实。布斯基和米尔肯对他们的交易很注意保密，只限于他们自己知道，但他们依靠下属做那些他们认为平凡的工作，并做业务记录。卡伯里圈定了与布斯基违法活动有牵连的几个布斯基的雇员，特别是交易主管戴维多夫和主管会计穆拉迪安。
布斯基的那几个雇员很快就范了，其中级别最高的是戴维多夫。他同意与政府合作，并承认一项逃避净额资本管理规定的罪名。他向检察官们提供了许多布斯基与穆赫伦交易的证据：寄存交易，回报计划，以及他直接与穆赫伦联系的详情。戴维多夫的供词使政府发起了对穆赫伦的调查。（穆赫伦不是布斯基案价值预估中提及的五个目标人物之一。布斯基对他供述的有关穆赫伦的信息一直很低调。如果说布斯基在华尔街上有真正朋友的话，穆赫伦是与他最铁的。）戴维多夫在布斯基与米尔肯非法活动的取证上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他对他所负责交易以外的布斯基的秘密活动一无所知。
而另一方面，穆拉迪安却很有价值。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宣布之后的那个星期一，他像往常一样到百老汇大街11号去上班。办公室里来了许多证交会的调查人员，他们把布斯基公司的文件从柜子里拿出来，装到硬纸箱里，并盖上章，贴上封条。穆拉迪安对公司的命运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觉得公司会躲过这场劫难，但现在看到公司要彻底完蛋了。他对同事说："我们要成为历史了。"
那天临近中午时，穆拉迪安接到皮特一个电话。皮特问他："你找律师了吗？"皮特这样的人物给他打电话使他感到心烦意乱，问这个问题也让他很不悦。对他来说，这些都意味着坏消息。
"没有。"穆拉迪安回答，"我为什么要找律师？我什么都不知道。"
早些时候，皮特跟罗伯特·罗曼诺联系过。罗曼诺是美林公司的律师，曾参与处理来自加拉加斯的那封匿名信。在那之后，他离开了美林公司，进行私人执业。皮特对罗曼诺说要推荐他当穆拉迪安的律师。皮特认为布斯基有四名雇员需要找律师，穆拉迪安是其中之一。
"你最好找个律师。"皮特对穆拉迪安说，并向他推荐了罗曼诺，建议他给罗曼诺打个电话。穆拉迪安照皮特的话做了，接着给他妻子打电话说了这事。
"这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完。"他预言道，"我对内幕交易的事一无所知。"
那天下午，罗曼诺来到穆拉迪安的办公室。"你认为政府会向你谈什么？"罗曼诺问。穆拉迪安尽管声称对布斯基的事一无所知，却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你可能知道，我以前出过事。"穆拉迪安开始道，解释说他以前受过证交会的处罚。他接着说："我卷入了布斯基与德莱克赛尔的事。"他叙述了他为布斯基保存交易记录、冲兑账目和贝弗利山之行的情况。他把那530万美元支付款一情也都详细地对罗曼诺说了，包括3月21日那天发生的事，当时布斯基劈头盖脸地臭骂他，说他差点毁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给布斯基公司的融资。穆拉迪安还说到布斯基后来命令他销毁用于计算那笔款子的文件。
"你把它们销毁了吗？"罗曼诺问。
"是的。"穆拉迪安说。罗曼诺看到一个很好的佐证布斯基与米尔肯非法关系的机会消失了。
第二天，罗曼诺找卡伯里面谈。卡伯里像以往那样直奔主题，指出穆拉迪安在篡改布斯基与米尔肯非法活动记录一事上被牵连。罗曼诺发现自己没有新东西可提供，穆拉迪安前一天告诉他的那些情况大部分卡伯里已经从布斯基那里知道了。"穆拉迪安怎样能对你有用？"罗曼诺问。
卡伯里写了个名单：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西里格曼·哈里斯（布斯基的伦敦经纪人）和穆赫伦。
罗曼诺返回穆拉迪安的办公室，他们要尽最大努力找到对政府有用的东西。穆拉迪安绞尽脑汁地回忆，记起了布斯基如何命令他销毁文件的细节。他们仔细在穆拉迪安的文件夹中搜寻，穆拉迪安给罗曼诺看他按布斯基指示重做的与德莱克赛尔交易的对账表。但是，对于卡伯里开列的其他目标，穆拉迪安没什么可提供的。
当穆拉迪安与卡伯里见面时，穆拉迪安说他是两手空空而来。卡伯里告诉他，检察官办事处想要他承认一项重罪。穆拉迪安听到这话十分恼怒。
"我不是重罪犯。"他激辩道，"我没有在这上面拿过钱。"他认为，自己只是执行布斯基的命令，他所做的每件事在华尔街上都是常规事务。
穆拉迪安不想做他所谓的"告密者"。但是，罗曼诺与卡伯里达成了一项协议，大意是，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把对穆拉迪安的指控或抗辩要求推迟到他与政府合作之后，这样他们可以评估他在合作中的表现，如果届时仍然觉得他该受重罪处罚，那时再让他接受这项罪名。
穆拉迪安作为合作证人第一次接受卡伯里和其他政府律师的问讯时很紧张。一开始，他随意地称卡伯里为"查利"，卡伯里打断了他。"我们在这里要用姓称呼，穆拉迪安先生。"卡伯里说。这次问讯会的阵容对穆拉迪安来说比较大：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来了五位律师，证交会来了八位律师。然而，渐渐地，穆拉迪安对配合工作产生了兴趣，向这些律师们讲述了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协议以及他在里面的角色。当讲到3月21日那天的事时，他支吾着不愿说，接着，当被问到在他因揭出那530万美元一事而差点毁了与德莱克赛尔的交易后布斯基对他说了什么时，他完全停了下来。
"布斯基对你说什么了？"一个律师问他。穆拉迪安心有顾虑地看看房间里的两位女律师。
"他说'球'了吗？"那个律师继续问道。
"你们真地想知道吗？"穆拉迪安不安地问，生怕他说出来冒犯别人。
"他说：'你这个傻球！'说了一遍又一遍。"穆拉迪安陈述道。
穆拉迪安按照布斯基的命令销毁了有关那笔530万美元款子的详细对账表，这份材料正在成为这起调查中惟一最重要的文件。但是，他继续努力把那些底账重新做出来，当布斯基改变主意后这项工作就开始了，是与玛丽亚·特迈因一起做的。穆拉迪安结合特迈因保留的一些资料和他在文件夹中找到的零碎记录，设法把原账表复原。
穆拉迪安很快成了本案律师们的非正式顾问。这些律师大多数对金融市场和证券运作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连最基础的买空卖空或选择权和购买权这些名词都不懂，更不用说布斯基和米尔肯在非法活动中采用的深奥、复杂的策略了。这些律师对会计工作也知之甚少。穆拉迪安用几个小时向他们讲授这些知识，然后仔细研究交易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出数据是如何与各种策略相吻合的。他在这些律师们中间成了一个极受欢迎的人，很讲求实际，极力取悦别人。穆拉迪安自己逐渐明白并理解了布斯基为什么做出合作的决定。他认识到，当你自己处于危险时，你对合作会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发现，如果布斯基不与政府合作，不老实坦白，那是没有作用的，因为有太多的其他可能证人（包括穆拉迪安）知道真相。
在穆拉迪安供述的作用下，政府不久获得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会计查尔斯·瑟内尔和普通职员唐纳德·巴尔萨的合作。这两个人的辩护律师是西摩·格兰泽尔，格兰泽尔是华盛顿的一位刑事律师，由彼得·弗莱明和亚瑟·利曼推荐担任瑟内尔和巴尔萨的代理。一开始，格兰泽尔指示他的当事人，如果被讯问，就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
瑟内尔是一个受到专门培训的会计，可能因在米尔肯非法活动中的作用面临指控。然而，他对政府更有价值，因为他与米尔肯没有私人情结，对米尔肯无所谓忠诚不忠诚，他可以对布斯基的供词提供印证。瑟内尔在工作中只是执行米尔肯的命令。巴尔萨对米尔肯活动的参与是最小的，他不过是一个旁观者。当时，米尔肯授意洛厄尔起草一封声称那530万美元是咨询费的信函，洛厄尔起草完毕后，强行拉当时碰巧在旁边的巴尔萨一起在这封信上签了个名。
卡伯里觉得可以给瑟内尔和巴尔萨豁免。他必须想办法让他们开口，给予他们豁免就要求他们诚实回答问题。既然他们的供述不会被用来起诉他们，他们就不会再引用《第五修正案》闭口不语。
不过，把这个过程称为合作是言过其实。格兰泽尔在与米尔肯的律师团交流时强调一个事实，即瑟内尔和巴尔萨的作证是被政府强迫的，他们不会主动牵连任何人。与穆拉迪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瑟内尔很少自愿提供情况。像布斯基一样，米尔肯很多事情都瞒着下属。米尔肯从没有告诉过瑟内尔让他做这做那的原因，所以在确定米尔肯的动机和心态方面瑟内尔几乎没有作用。有一次，瑟内尔作证说，米尔肯甚至没有要求他保存那些账表。另一次，他说米尔肯称那些账表是"满纸废物"。
瑟内尔小心翼翼地行事，虽然不撒谎，但尽可能少说。有好几次，检察官们不得不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彻底交待，将以伪证罪指控他。桑德勒不断与格兰泽尔联系，格兰泽尔夸口说瑟内尔没有给政府任何帮助。
然而，政府方面对瑟内尔的证词有不同的理解。瑟内尔可能是一个不情愿的证人，但他承认他毁掉了用于计算那530万美元款子的电脑磁盘。虽然他没说他这样做是米尔肯直接命令的结果，但他清楚地表示，他事先得到了米尔肯发出的要他这样做的意旨。他证实了与穆拉迪安一起对账的事。重要的是，瑟内尔作证说，那份530万美元"咨询费"分配表是在米尔肯个人控制下划定的。（米尔肯的律师们就是拿这份材料说服约瑟夫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律师，声称米尔肯关于这笔款子的说法是正确的。）所以，瑟内尔不能根据自己的了解说这种分配确切反映了这笔钱的目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可能影响约瑟夫和德莱克赛尔的律师对这份材料的看法。但是，当柯宁找瑟内尔了解他都跟政府说了什么时，格兰泽尔授意瑟内尔对柯宁的多数问题都不要回答。柯宁离开时，米尔肯的律师团向他保证说，瑟内尔没有做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有害的事。
米尔肯的律师团要求瑟内尔避免与政府真正合作，瑟内尔所受的压力很大，有一句玩笑可以强调这一点。瑟内尔可能向政府坦白的消息一传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便流传一句玩笑："谁是德莱克赛尔薪酬最高的人？瑟内尔的食物品尝员。"
尽管瑟内尔的作证好像没有对米尔肯或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产生伤害，但贝弗利山分部人员的持续沉默开始让柯宁感到不安，他们对政府在传票中列明调查的那些事项直接知情。接着，4月2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那笔530万美元款子的文章。文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笔钱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并报道说："这笔钱的发票是在已经付款后匆忙开出的，而且是在布斯基先生的审计员质疑这笔大额款项缺少单据时才开出的。"柯宁和约瑟夫被这篇报道弄得很不痛快，看来在这件事上记者知道的情况比他们知道的还多。他们担心，这篇文章说的可能是正确的。
米尔肯阵营没有这种怀疑，他们在德莱克赛尔内部和在关心此事的其他人面前对这篇报道表示不屑一顾。威廉斯不断提醒他们谨慎，而正当这时候，他对此案的控制开始变弱了。1987年年初，威廉斯做了癌症手术，这使他明显衰弱。威廉斯没有觉得这起案子到了应该考虑与政府进行任何种类谈判的地步，而且他知道米尔肯不会接受这种可能性。但是他知道，与检察官办事处保持联系是明智的。正如他私下给利特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这起案子上可能会越来越占上风，而不是相反。
威廉斯做完手术后不久，在纽约与检察官办事处的卡伯里安排了一次会谈，办事处方面的参加者还有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和参与这起案子另一位检察官。威廉斯独自与他们会见，没有带米尔肯律师团的其他人。他们讨论了这起案子取得的有限进展。卡伯里一再表示，调查还处于开始阶段，他不愿说的太多。最后，威廉斯问道："这个案子要多长时间？"
卡伯里估计在正式起诉前需要两年。威廉斯沉吟片刻，看上去很伤感。"到那时我都死了。"他说，"你们不能快点吗？"
1987年2月11日（星期三）下午离开西格尔的公寓后，杜南赶紧回到圣安德鲁斯广场与卡伯里和尼尔·卡图西耶罗开了一个会。卡图西耶罗是助理检察官，受卡伯里之命参与处理西格尔调查案派生出来的案子。由于塔伯尔显然注意到自己被秘密调查，时间所剩不多了。杜南想在第二天就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采取行动，并要西格尔在那个星期的星期五进行法庭答辩。卡伯里同意了。
卡伯里认为，这三个嫌疑犯应该被逮捕，而不应该像西格尔和布斯基那样被传讯或等他们来自首。前些时在对布斯基进行调查中已对弗里曼进行过传讯，他没有一点愿意合作的意思，不过卡伯里从一个律师那里听说，弗里曼现在已经"紧张得不成人样了"。塔伯尔刚被美林公司解雇，好像也容易就范。卡伯里认为，实施公开逮捕会使这些人产生压力，从而可能使他们中的一个人或更多人投降和坦白。他断定，华尔街上的人犯罪感不强，他们对自己的面子关心太多。
卡伯里和卡图西耶罗到楼上与吉尤利安尼和威尔逊开会研究此事。卡伯里相信，弗里曼参与了直接的非法内幕信息交换。他不仅个人进行内幕交易，还进行内幕信息交换，这种违法行为对市场公正造成的破坏更大。至于威格顿和塔伯尔，西格尔没有说他们对他与弗里曼的内幕交易关系知情。但是，西格尔至少有一次向他们提到弗里曼是消息来源者，因而卡伯里相信他们应该知道西格尔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有消息人。这一点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的交易模式中是显而易见的。
"让我们逮捕他们。"卡伯里说。吉尤利安尼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们没有讨论这样做可能引起的公众反应。逮捕嫌疑人是正常的。他们从帕斯查尔所做的西格尔的供词记录中整理出一份宣誓书，由杜南在上面签名，然后据此得到了所需的逮捕证。接着，杜南急忙前往塔伯尔所住的上东区公寓。
事情几乎从一开头就开始出差错。塔伯尔在他所住的公寓楼大厅里被戴上手铐和搜身，并经允许回到他的房子里拿上衣，然后当天晚上被关在大都市教养中心。检察官们希望塔伯尔会坦白和合作，但他拒不就范。卡伯里可能错误地判断了华尔街上许多人的心态和效忠。布斯基和西格尔愿意坦白和合作，他们在这些人中算得上是例外，而不具有规律性。华尔街仍然是一个狭小的、封闭的世界，在这里，支撑人们行为的是金钱、互惠和强烈的效忠。另外，也可能塔伯尔从来就不知道西格尔与弗里曼的关系，没什么可坦白的。塔伯尔在大都市教养中心关了一晚上后，与政府的对抗性好像比前一天更强了。
第二天上午，天上下起了雪，纷纷扬扬的雪花掠过金融区林立的高楼落到灰色的地面上。杜南和两个邮政巡查员来到位于布劳德大街的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总部大楼。"我们要逮捕罗伯特·弗里曼，这是逮捕证。"杜南对大楼门卫说。惊恐的门卫顺从地把他们带到楼上。
弗里曼的办公室在二十九层，四周围着玻璃，与公司交易大厅不远。当杜南等人走进弗里曼的办公室时，弗里曼站了起来，有些吃惊。他正在忙着清理手头上一些未完的事务，原计划那天下午出去度总统节的大周末，与家人一起去洛基山脉滑雪。
"这是联邦逮捕证。"杜南对弗里曼说，"我现在要逮捕你。"弗里曼按照杜南的命令向前探下身子，把双手放在桌子上。杜南对他进行搜身，把他口袋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弗里曼什么也没说。这种动静在交易大厅引起了一阵混乱，交易员们纷纷伸长脖子观看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弗里曼请求用电话叫公司的一位内部律师，律师急忙赶来。接着，这位内部律师给劳伦斯·佩多威兹打电话。自从弗里曼因布斯基案被传唤后，佩多威兹被雇担任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代理。
佩多威兹以前在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与杜南共事过。杜南向佩多威兹解释了对弗里曼的指控。杜南说他有搜查证，要对弗里曼的办公室和周围进行搜查。然后，两位邮政巡查员押着弗里曼去电梯。他们一到大楼前厅，就给弗里曼戴上了手铐。杜南留下来，在弗里曼的办公室周围用绳子围出一大片区域，开始在办公桌抽屉和文件柜里仔细检查，并把有关文件摞放在纸箱里。
当两法邮政巡查员把弗里曼押出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总部时，另一队联邦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汉诺威广场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办公楼。理查德·威格顿的办公室在十八层，他正在办公桌前忙着，抬头看到公司一位女接待员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有一位莫兰诺先生要见你。"她说。
威格顿瞟了一眼桌上的日程表，看到2月12日上午没有约会。现在交易正忙，他不想离开岗位。"我这会儿没时间。"他对接待员说，"他没有预约。"威格顿怀疑又是找工作的人找他，如今大学毕业生都想到金融公司找工作，有的在华尔街上挨公司敲门。于是，威格顿继续工作。
几分钟后，那个接待员又过来了。她看上去很紧张。"他们现在就要见你。"她说，"他们说此事是无条件的。"威格顿认为这太无礼了，而且极其反常，但他决定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大步来到电梯旁边的大厅里，接待员站在他身后，离他几步远。那两个执法人员正在等他。突然，他们拿出公文，亮明他们美国邮政巡查员的身份，接着说："你被捕了。"威格顿就地被抓。这是开玩笑吗？那两个人中有一个抓住威格顿的胳臂，把他身子扭过去，然后猛推到墙上。他们很快对他搜身，接着将他双手反剪，咔嚓一声戴上手铐。
然后，两位执法人员带着威格顿回到他的办公室，在公司员工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过交易大厅。目睹此事过程的一位交易员马上给公司总裁约翰·罗切打电话，罗切立即赶到威格顿的办公室。"我是本公司总裁。"罗切有些愤怒地说，"这发生什么事了？"执法人员解释道，他们刚刚以证券欺诈指控逮捕了威格顿。威格顿仍处于惊恐中，感到不明就里。"等一下。"罗切对执法人员说，接着拿起电话打给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马文·施瓦茨。"我们会给你找最好的刑事律师。"罗切向威格顿保证说。
执法人员把威格顿的手铐取下来，让他穿上上衣和大衣。威格顿给妻子辛西娅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他发生的事。
"你能回家吃晚饭吗？"她担心地问。
"我说不好。"他沉重地回答。然后，两位执法人员又把手铐给威格顿戴上。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交易员们这会儿大多都放下手里的电话，看威格顿办公室里发生的变故，为看得更清楚，有的人还站了起来。不一会儿，两位执法人员再次带着威格顿走过交易大厅。他们在威格顿两侧一边一个，押着他向电梯走去。这时，威格顿开始掉下泪来。由于双手被铐，他无法擦拭，泪水顺着面颊簌簌而下。
威格顿和弗里曼在曼哈顿南部的邮政巡查员办事处（西格尔曾在这里接受过讯问）呆了约一个小时后，被分别带到联邦法院准备接受审问。在那里，他们与塔伯尔会面了。塔伯尔看上去蓬头垢面，穿着一件白色开领马球衬衫和卡其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旅游鞋。
这是他们三人第一次呆在一起。弗里曼是套利界的名人，威格顿给他打电话他从来没有给回过。
"你好。"威格顿说。
"你好。"弗里曼回答。他们好像都一时找不出话来。
这三个人的律师倾向要他们与政府对抗。布斯基丑闻公布后不久，由于担心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被卷入其中，该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名叫斯坦利·阿金的刑事律师。阿金是一位著名刑事律师，该事务所有刑事案件经常请他处理。现在，威格顿被安排由阿金做辩护人，阿金从禀性上喜欢与政府对抗。阿金为塔伯尔推荐了一位律师，叫安德鲁·劳勒。像在米尔肯案中一样，律师之间的经济关系意味着一个核心辩护小组（本案中系由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主导）会对案件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负责支付所有的律师费。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代理佩多威兹建议弗里曼聘请保罗·柯兰当辩护律师。柯兰以前当过美国检察官，现在是凯、斯科勒、菲尔曼、海斯和汉德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弗里曼因布斯基一案接到传票后，佩多威兹所在的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那些传票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内没有引起过多的担忧，而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调查认为弗里曼及公司没有过失，因为调查中没有发现任何违法行为的证据。
在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接受庭审之前，2月12日（星期四）大约中午时，设在地下的审判室里才来了一半人，多是记者。从某种程度上说，逮捕弗里曼等人的消息比向德莱克赛尔和米尔肯提出指控要让人震惊得多。虽然被逮捕的这几个人在个人权力和影响上无法与米尔肯相比，但他们所在的公司——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华尔街上都是很有名的。尽管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据悉经营比较困难，但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总体上可能是华尔街上具有支配地位的公司。这不是一个涉及暴发户或贪婪新贵的案件。指控这种级别的公司进行内幕交易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逮捕中所采用的方式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不像逮捕利文，逮捕这几个人都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逮捕塔伯尔是在他的公寓楼大厅里，逮捕威格顿和弗里曼是在他们的公司里。这样做是确保这个消息在华尔街和媒体流传开来。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包括引发了一些不实报道，比如有报道称，平时非常温顺的威格顿把一位逮捕他的执法人员一拳击倒在地，戴上手铐才被制服。华尔街上许多人对他们的同行被像普通犯人一样对待感到愤怒。还不断有指责称，一直爱在媒体前做秀的吉尤利安尼想往上爬，他是为达个人目的企图借此事耸动视听。尽管逮捕的建议是卡伯里提出的，但这些指责乃信者为实。
到现在，华尔街的人们非常害怕。许多人曾经——委婉一点说在机密信息问题上不很慎重。甚至就在这次逮捕行动之前，许多套利人和交易员还在担心政府的调查可能往哪儿发展。他们害怕的是，证券法规中的刑事条款——甚至是那些他们长期以来因技术性太强而不予理睬的方面，如禁止"寄存"的法令——可能真地要实施了。如今，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这两个全国著名的公司都被牵涉出来了，许多人断定政府的调查已经失控了。这正在威胁着每个人的幸福。
这次庭审引起了更多的谣传、推测和怀疑。政府把指控这三名套利人的证人称为"CS-1"，即"机密证人一"，暗指可能还有"机密证人二"（CS-2）。政府说，CS-1在案发时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政府拒绝提供更具体的说明，只是说CS-1的"可靠和确实"是经过"充分证实"的。
根据公开出来的指控，CS-1曾把有关KKR公司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的内幕信息透露给弗里曼，弗里曼当时已买入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他利用得到的内幕信息来"确定合适的出售股票购买权的价格"。指控还称，在布恩·皮肯斯收购尤纳考公司时，弗里曼曾把尤纳考公司防御策略的关键内容通过电话披露给CS-1。CS-1接着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威格顿和塔伯尔，威格顿和塔伯尔利用所获信息实施了一项复杂的交易策略，通过购买尤纳考公司的股票出售选择权获取了大量非法收益。这项有关尤纳考公司的指控使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特别尴尬，因为该公司在它最近发表的1986年年度报告中还着重提到它为尤纳考公司设计的反收购策略。政府补充道，这种非法活动大约从1984年6月一直持续到1986年1月，涉及"许多具体的重要交易"。
庭审后过了一会儿，美国检察官鲁道夫·吉尤利安尼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这些逮捕行动只是"漫长重要调查"的开始。在一项明显针对米尔肯、德莱克赛尔、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以及其他牵涉到这些活动的未具名者的评论中，吉尤利安尼说："如果他们知情明理，还有几分道德感的话，就应该与政府合作，努力帮助美国政府清理这个混乱局面。"
提审结束后，弗里曼回到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与套利部前主管罗伯特·鲁宾进行了交谈。鲁宾对弗里曼因布斯基一案收到传票倒没感到担忧，但政府的逮捕行动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完全是瞎说。"弗里曼说。
鲁宾显然是公司董事长约翰·温伯格接班人之一，他在公司里支持弗里曼。鲁宾决定负责这起调查工作，与佩多威兹密切合作。当他看政府的逮捕证时，对上面的"广泛共谋"的说法感到不相信。如果弗里曼与西格尔有共谋的话，为什么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在政府指控中没有提到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一些其他交易中竟然赔了钱？鲁宾很了解弗里曼，他所了解的鲍勃·弗里曼绝对不会做这些事。鲁宾对吉尤利安尼公开污辱弗里曼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怒不可遏。作为一位民主党筹款人，鲁宾不愿让共和党的吉尤利安尼以贬损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而获得政治上的好处。
鲁宾和佩多威兹找到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因素。当他们更加仔细地检查政府的指控时，很快做出断定：政府是非常错误的。杜南签署的宣誓书在描述尤纳考公司收购案一情时有一个差错：它说有关尤纳考公司的信息是在4月由弗里曼泄露给CS-1的，而不是这起交易的实际时间5月。
杜南在转抄帕斯查尔的笔录时愚蠢地犯了一个错误。对这种情况政府可能会在后来做出澄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政府对此进行了澄清，说它在时间说明上犯了一些纯粹技术性的错误，这些是因匆忙而造成的无过之错。但是，对于存心相信弗里曼无辜而认为政府错误的人，政府的这些澄清只是过耳清风。按照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强硬态度，即使政府的差错程度再小，政府证据的可信性也要大打折扣。
那天下午，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管理委员会举行了一个非正式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支持弗里曼。与此同时，鲁宾要佩多威兹继续进行调查，说他要在弗里曼是否真地做了错事的问题上弄清真相。然而，他们关心的问题主要是政府是否能够排除一切怀疑地"证明"指控的真实性，而不是弗里曼是否做了错事。因此，他们的调查主要是为可疑交易寻找看似真实的借口，而不是审查弗里曼与西格尔是否真地有内幕交易关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可能也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强烈的反政府心态的必然结果，弗里曼被捕后，这种心态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很有影响。
那天晚些时候，威格顿与律师交流完毕后，本能地返回自己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办公室。当同事们看到他从门口进来时，都站了起来，热烈欢迎他。威格顿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说他会准时回家吃晚饭。下午5点45分，他和以往一样，与其他两个同在新泽西住的搭帮用车的同伴一起乘车回家。在路上，他们边走边聊，谈论起当天的市场活动和他们的周末计划。出于对威格顿的尊重，他的同伴们没有谈论他被捕的事。威格顿自己也没有提这个话题，他认为提这种事会显得失礼。
在威格顿等人被逮捕和提审当天，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都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有违法行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发言人说："本公司向来反对根据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这是公司的一贯政策。就我们所知，这项政策得到了严格遵守。"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声明说得更直截："根据我们自己的内部审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本公司的套利部主管或本公司有任何违法行为。"
CS-1当然就是西格尔。星期四一早，杜南就给西格尔打电话。"今天不要去上班。"杜南命令道，"直接去杰德（即拉考夫）的办公室。"在去见拉考夫的路上，西格尔意识到杜南是准备让他进行法庭答辩。根据他与检察官办事处的协议，何时答辩他要听从政府的安排，而不许自己选择答辩时间。
上午10点半左右，西格尔到了穆吉·罗斯律师事务所办公室。拉考夫告诉他，配合政府进行秘密调查的行动停止了，他被安排于次日进行答辩。（"他们可能会要你在星期五——即13日——答辩。"几个星期前拉考夫曾这样预测道。现在看来他言中了。）西格尔给他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告诉他的秘书凯茜他没去上班。凯茜再次成为西格尔的重要消息传送人，她十分兴奋。"他们逮捕了威格顿、塔伯尔和弗里曼。"她说，"他们是把他们铐走的。"她把股市行情收录器上打出的这条消息放在面前，读着上面的内容。当然，这三个人凯茜都认识：威格顿和塔伯尔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弗里曼经常给西格尔打电话。
凯茜继续向西格尔讲述情况。"这里每个人都很激动。"她是指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说公司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都非常高兴。西格尔一时不明白为什么，但凯茜很快做了解释。几个月来，媒体上关于德莱克赛尔涉嫌布斯基丑闻的报道长篇累牍，使德莱克赛尔受到很大压力，而今，最终被牵连的并不是德莱克赛尔，而是其他公司。而且，被牵连者中还有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它是最受德莱克赛尔尊重的一家公司，也是德莱克赛尔试图超越的公司。德莱克赛尔一直想对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取而代之，以成为华尔街上的龙头老大。
让西格尔惊奇的是，凯茜没有暗示有人怀疑他可能受牵连。与凯茜交谈完，他挂掉电话。他感到难过的是，凯茜对他如此忠诚，而他要让她震惊了。
拉考夫和斯特劳斯带西格尔梳理一遍第二天法庭答辩时要谈到的事情。西格尔认罪资料的副本和政府新闻稿副本那天夜里很晚才到。很明显，事情进展很快，政府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在讨论政府将要披露的关于西格尔的材料时，西格尔与政府在他从布斯基那里实际得到的现金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西格尔坚称这个数字只是70万美元，但布斯基对政府说是80万美元。检察官们似乎对这种不一致很恼火。他们不想公开猜测西格尔和布斯基中有一人说谎，所以他们强迫西格尔接受布斯基的说法，这个钱数他们要写在新闻稿里。西格尔坚定地拒绝了。他认为，钱数出现不一致的原因是送钱人揩油了，但这跟他没关系。他收到的是70万，他不能说其他数，无论受到多大压力。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谎言中，他不想再说谎了。最后，政府放弃了原来的要求。
现在，西格尔开始做他担心是最困难和最痛苦的一件事。在配合政府进行秘密调查阶段，政府禁止他把他出事的消息告诉除他妻子之外的任何人。现在，他可以把事情告诉亲属、同事和朋友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但他必须去面对。
他打电话找到了父母，他们现在正在佛罗里达，乘坐他给他们购买的娱乐车在那里旅行。他让父母两人都来听电话。几星期前，当西格尔告诉父母他不能参加他们的四十周年结婚纪念时，他们很失望。现在，儿子又告诉他们这个更坏的消息，他们简直承受不住了。儿子曾经取得了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成功，而现在这个可怕的消息更让他们始料未及。母亲禁不住哭了。然而，他们主要是为儿子的健康担心。他们要立即过来看他，但他劝阻了他们。他向他们解释了以后几天要发生的事，极力劝他们放心，说他会一切都好的。
西格尔接着给他弟弟、妹妹和简·戴的父母打电话，他们无不对西格尔出事的消息表示震惊和难以置信，继而难过地哭泣。然后，他给关系最近的一些客户和同行打电话。他想找ＫＫＲ公司的亨利·克拉维斯，但没有找到，只好把电话打给乔治·罗伯茨。罗伯茨表示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希望他保重。西格尔也给以前的邻居塞缪尔·海曼打了电话。海曼试图支持西格尔，说他确信有地方弄错了，但他没有强要西格尔与政府对抗。接下去，西格尔给公共关系专家格舍恩·凯克斯特和另一位主要客户斯托克顿·斯特劳布里吉打电话。他也给彼得·施瓦茨打了电话，施瓦茨是个出租车司机，西格尔经常坐他的车，两人成了朋友。西格尔对施瓦茨说："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最后，他给马丁·利普顿打电话。利普顿是他的良师益友，对他帮助非常大。他还不知道利普顿和他的事务所正在做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代理。西格尔重复着以前向利普顿说过的道歉的话，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他多么希望利普顿能做出一些同情或原谅的表示啊。
"我要看看能给你做些什么。"利普顿最后说。利普顿冷冷的脸上哪怕闪出一丝亮光，西格尔都会深受鼓舞。
然后，西格尔再次给凯茜打电话，这次是让她到拉考夫办公室来。她来到后，西格尔把她领到一个会议室，关上门。"我犯事了。"西格尔对她说，"我让你失望了。"他感到好像是在向自己的女儿坦白过失。凯茜似乎仍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告诉她他犯了内幕交易罪。
凯茜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为什么？"她抽泣着说，"为什么？"
西格尔难以回答她。他感到这一天来的痛苦和压力要给他撑破了。两人一起哭了起来。
拉考夫仍然担心西格尔的心理状态，第二天上午，他用自己的车拉西格尔去法院。西格尔可能在去法院的路上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拉考夫不想冒这种风险。到法院大楼后，西格尔被领着从侧门进去，然后被带到一楼大审判室，在这里可以听到诉讼人的申请和答辩。这天西格尔穿着一套深灰色西服，里面是一件蓝色衬衫，扎着红色领带。罗伯特·沃德法官把西格尔的答辩排在当天日程的最后一项，这意味着他得等待将近三个小时后才能出庭。
CS-1将确认身份并答辩的消息传遍了各大媒体，因此审判室里挤满了各路记者，这与前一天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在这里受审时的情况形成明显对比。旁听者中还有素描画家，他们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专注地盯住西格尔。各大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挤在通向审判室大门和联邦法院大廊柱的宽阔楼梯上。最后，沃德法官宣布西格尔出庭。
西格尔向法官保证，他没有服用药物，也没有看过精神病医生。沃德法官问他的文化程度。西格尔迟疑了一下，他准备说是哈佛商学院，那是他的母校，但他不能，因为他太惭愧了。"大学毕业。"他最后回答道。法官开始宣读起诉书上的指控，西格尔被控犯一项违犯证券法律罪和一项逃税罪（没有申报从布斯基那里所得的非法收益而逃税）。西格尔几乎没有听到法官在说什么，他擦着眼里的泪水。
"你如何答辩？"他听到偌大的法庭里回响着这句话，然后是寂静。
"服罪，法官阁下。"他说，柔声而坚定地。沃德法官宣布将于4月2日对西格尔进行宣判，离现在不到两个月。
西格尔被推回被告席，和那天上午接受审讯的二十七名贩毒者一起按指印。为了避免遭到记者围追，他想从一个地下室的门走出法院，但被等在那里的国家广播公司的记者堵住了。他的律师们拥着他往车旁挤，记者们的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上车前，他只停了一下，吻了一下奥德丽·斯特劳斯的面颊，然后上了车，车门随着砰地关上了。这辆车拉他直接去机场。
西格尔认罪及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被捕的消息使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及其新主人通用电气公司极为不安。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兼并收购部主管听到西格尔认罪的消息后，哭着从交易厅跑了出来。西格尔仍然有许多敬慕者，尤其是那些支持他的人。但是，随着事实的揭露，特别是他接受过布斯基的黑钱这样的事情被公布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里反对他的情绪增强了。对于西格尔投奔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直就有一种怨恨。现在这种怨恨很快变本加厉了。
当通用电气的高级官员们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正在公司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总部的餐厅吃午饭。他们本来认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是一家杰出的投资公司，向它投资了6．5亿美元，现在他们意识到，这笔投资陷入了危险，这使他们很震惊。那天晚上，通用电气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两家的有关管理人员在曼哈顿高档的勒伯纳丁酒楼举行了一个晚宴，庆祝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最近一起业务的成交，宴会上了解的情况使通用电气的官员更加警醒。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管理人员与其新主人之间磨合得不是很好，而威格顿被捕一事又给他们造成了不和。当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马克斯·查普曼等人替威格顿辩护时，通用电气的官员不以为然。通用电气的官员们有过与政府打刑事官司的经验，他们认为，政府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是不会发起大型调查的，更不会公开逮人。他们知道，有西格尔的合作，政府会掌握强有力的证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有不当行为的证据。一个公司通常要为员工的犯罪行为承担罪责，而西格尔正在认罪。
通用电气公司兼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具体管理仍由德农齐奥负责，通用电气很少插手。然而，认识到目前情况潜在的严重性后，通用电气安排分管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副总裁兼金融服务部总监劳伦斯·博西迪负责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案的处理，并指定拥有刑事案处理经验的通用电气副总法律顾问约瑟夫·汉德罗斯负责此案的具体事务。博西迪以前是一位著名的职业棒球运动员，为人正直诚实，人品无可指摘，而且对"旧"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个人情结。他决心快速修补任何已造成的损害。
通用电气此前已经向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派出了一支自己的审计小组，彻底审查该公司的财务执行和控制情况。现在，通用电气立即要求该审计小组调整方向，转而调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被控的内幕交易问题。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也组织了一支自己的工作组，成员包括约翰·戈登、西格尔的朋友彼得·古德森和公司内部律师罗伯特·克兰茨。随着他们开始工作，恐惧感——大多是不可名状的恐惧感——笼罩着整个公司。西格尔会不会牵连到其他人，特别是德农齐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套利运作是怎么一回事？有的人听说该公司有个套利部，感到很震惊。审计小组在仔细审查交易记录时，按"可疑"和"有问题"进行分类，并做出统计。哈尔·里奇听说，"可疑"交易仅仅几天就列出了一百多宗。
里奇和戈登的担忧还有其他理由。他们在研究政府对弗里曼的指控时，回忆了他们自己在ＳＣＡ交易中的经历。他们当时的怀疑现在似乎被证实了。他们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政府对弗里曼的指控看来是真实的。
西格尔答辩的第二天，即星期六，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小组应召到圣安德鲁斯广场与吉尤利安尼和卡伯里等人会谈，检察官办事处方面同时参加的还有刑事处主任威尔逊和负责弗里曼案的检察官卡图西耶罗。另外，证交会的林奇和斯特克也参加了，因为关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任何决议中都必须包括一份与证交会的协议。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方面参加的有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马文·施瓦茨、克兰茨、汉德罗斯和加里·纳夫塔利斯，其中负责者是施瓦茨。纳夫塔利斯曾当过威尔基斯的律师，汉德罗斯后来请他担任通用电气的法律顾问。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违法是没有疑问的。"吉尤利安尼开始道。但施瓦茨立即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你们应该道歉。"他愤愤不平地对吉尤利安尼说，接着开始责备检察官办事处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
卡伯里对施瓦茨予以反驳。他指责施瓦茨的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有利益冲突，因为它曾在其他事务上既做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代理又做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代理。施瓦茨简直要从椅子上跳起来，提高嗓门说："用不着你来在这方面教训我。我即使需要有人在职业道德方面提建议，也轮不到你。"
政府律师们想不到施瓦茨一上来就要求政府道歉。自威南斯案以来，他们一直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及其法律顾问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有怀疑。从威南斯一案可以看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显然法纪意识淡漠，内部管理不善。如今，该公司以前的业务明星西格尔已坦白了在该公司时的主要犯罪活动，而该公司竟然认为政府应该道歉？
克兰茨出来替施瓦茨帮腔。"我们的当事人有什么问题？请告诉我。"他说，同时扫视着在座的政府律师。政府律师们没人理他，他接着说："我实在看不出我们的当事人哪儿违法了。"
吉尤利安尼仍然很镇静，"我们认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违法了，这是我们的想法。"他说，"你们的当事人出问题了，这个问题你们解决得越快越好。你们必须受到某种惩罚。"然后，卡伯里把话茬儿接过来。他回顾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要为西格尔的行为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并提醒他们在威南斯事件中的不良表现，包括威南斯在一本书中披露出来的一些违规行为。接着，卡伯里抛出一枚重磅炸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问题并不仅限于西格尔的事。根据政府还掌握的情况，该公司的波士顿经纪人唐纳德·利特儿（与布斯基有往来）进行股票寄存交易，该公司资本交易部联合主管也有问题，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该公司总裁约翰·罗切也不清白。
"我们要起诉你们。"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施瓦茨好像非常吃惊。吉尤利安尼告诫施瓦茨公司要为员工的罪行承担责任，施瓦茨反击吉尤利安尼不通情理。在双方的反唇相讥中，会议很快就破裂了。施瓦茨率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小组拂袖而去，吉尤利安尼等人不胜气愤。
汉德罗斯把这次会谈情况向博西迪做了汇报，博西迪听后大吃一惊。他认为，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所采取的态度愚蠢到了极点。博西迪决定，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且要快。他看到过政府起诉赫顿银行时对该银行造成的毁灭性影响，相信政府若起诉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对该公司声誉的影响也将是毁灭性的，即使公司最后侥幸获胜也同样是有弊无利。
通用电气公司的审计小组加快了工作进程，并向汉德罗斯和博西迪汇报调查结果。他们的发现不令人鼓舞。在受调查的交易中，有些根据公开信息可以解释得通，有抗诉的余地，例如关于通用食品公司收购案的交易。但在大陆集团公司收购案的交易中情况如何呢？大陆集团公司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客户，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选择购买该集团公司股票的时间恰到好处，正巧在"白衣骑士"出现之前。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交易有类似的"巧合"。"这种情况一到两起我们能够容忍。"纳夫塔利斯对汉德罗斯说，"但多达五六起就不行了。"
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高层人员的晤谈也不能让人拂去疑虑。德农齐奥表示，他对西格尔与弗里曼的内幕交易关系并不了解。通用电气公司愿意相信这个说法，但是，德农齐奥鼓励西格尔向威格顿和塔伯尔在套利业务上提供建议，他甚至连表面上的分隔套利部与其他部门的措施都没有。他疏于内部控制。通用电气官员认为，德农齐奥对公司的管理是很糟的。他们还断定，公司总裁罗切（现正被调查）和公司内部律师克兰茨更不称职。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小组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会谈破裂后两个星期，纳夫塔利斯给卡伯里打电话。"通用电气人员想见你。"他对卡伯里说，"这次没有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或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人。"通用电气公司决定把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控制权拿过来，而且不只是对这次刑事调查的控制权。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此案代理人身份被中止了，由纳夫塔利斯和他所在的克莱默、莱文、尼森、卡敏和弗兰克尔律师事务所取而代之。3月7日，博西迪亲自与吉尤利安尼和卡伯里进行了十五分钟的会谈，他在会谈中的口气与上次施瓦茨的迥然不同。
博西迪在会谈中非常坦率，就差直接承认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有罪了。他叙述了通用电气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进行的彻底调查，并承认发现了"严重问题"。检察官们认为，这种调查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文过饰非式的内部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博西迪强调表示，通用电气只是刚刚兼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对调查中暴露出来的情况一无所知。该公司若遭到起诉，就可能破产，七千名无辜员工就会失业。
接着，博西迪提出了具体的补救措施：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高层人员包括德农齐奥、罗切和克兰茨——将被解职，必要的话还要予以开除。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将彻底取消套利业务。（博西迪断定，金融公司不应从事套利业务；在这种公司里，即使套利部与其他部门相分离，也不可能保证不出现利用内幕信息的问题。）另外，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还要与证交会达成一项合适的解决方案。
通用电气公司的坦诚和果断给两位检察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吉尤利安尼对博西迪说，通用电气的做法与其他牵涉这起丑闻的公司的行为相比，不啻一缕"新鲜空气"。显然，他所谓的"其他公司"是指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自从政府实施逮捕行动以来，博西迪和纳夫塔利斯第一次看到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不会被起诉的一线希望。
正当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案发生有利转变的时候，政府又获得了另一个胜利。1987年4月，杰弗里斯集团公司董事长博伊德·杰弗里斯承认两项重罪，并同意与政府合作。杰弗里斯集团公司是洛杉矶一家大型经纪公司，是场外市场交易的开创者。杰弗里斯为布斯基"寄存"过股票，布斯基给了他300万美元的"好处费"，政府掌握这方面的证据。这笔钱的发票上写的是"投资咨询服务和公司金融服务费"，从这里可以确认布斯基曾以类似的在发票上虚列开支的方法支付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530万美元黑钱。
更让人吃惊的是，杰弗里斯还供出了一桩与布斯基无关的活动。他供称，他曾应一位同伙的要求，在美国运通银行二次销售费尔曼基金会的股票时操纵股价。这项活动也涉及在发票上虚列开支问题。杰弗里斯在通过大量购买股票而推高股价时自己遭受了损失，那位同伙就是以虚列开支的形式支付补偿杰弗里斯损失的钱。与其他涉案者不同，杰弗里斯对那些在华尔街上极其正常的行为也承认有罪。正如他的律师告诉政府的："博伊德是在帮客户的忙。他是在客户间互帮互助的环境中长大的。而现在规则正在变化。"
让杰弗里斯操纵费尔曼基金会股价的那个同伙不是别人，正是桑迪·刘易斯，即在艺人餐馆介绍穆赫伦与布斯基认识的那个套利人。后来，刘易斯与布斯基闹翻了。为报复布斯基，刘易斯那个夏天几乎天天缠着加里·林奇，敦促他继续调查布斯基。现在他的愿望达到了，布斯基完蛋了，但是，刘易斯的下场比布斯基还惨。刘易斯一直以来总是摆出一副道德高尚者的样子，他在接受调查时愤然否认自己有罪。但没几个人相信他的话。他越来越因虚伪受到人们的嘲笑。不久，他在华尔街的事业就完结了。
检察官办事处在这些胜利上的欢欣很快被其他案子的不顺取代了。在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的案子上，政府好像在艰难地挣扎。西格尔结束法庭答辩回到佛罗里达后，有一次，他看到了根据他的供述拟写的逮捕弗里曼等人的逮捕证，于是立即变得心烦意乱。政府在签发逮捕证时，专门把西格尔供述的最复杂的尤纳考和斯托勒两起收购案提了出来。关于这两起交易，杜南只审问过西格尔一次，当时是帕斯查尔作记录。当西格尔看到杜南签署的宣誓书时，感到很震惊。这份宣誓书的大意是准确的，但是，正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已经发现的，宣誓书上的细节有错误。
按照宣誓书所称，关于尤纳考公司股票回购计划的所有联系都是西格尔在塔尔萨机场与弗里曼的通话。事实上，在塔尔萨机场的通话只是一部分，宣誓书上错误地把多日和多星期的通话给缩短了。政府还出了一个错误，它宣称弗里曼每做完一笔交易都把有关材料保存起来。西格尔对此同样感到很震惊，他告诉政府律师说，保存这种材料的是布斯基，不是弗里曼。拉考夫知道，优秀的辩护律师会利用政府的这种失误，质疑政府指控的真实性，从而使政府窘迫。西格尔担心，政府会不公平地指责并起诉他撒谎。拉考夫本来希望政府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之前，让他和西格尔先检查一下对这几个人的指控材料，但检察官们为了保密没有这样做。现在一切都晚了。
拉考夫给卡伯里打电话，让斯特劳斯在一旁监听。他要明确地向卡伯里说明，西格尔对这些错误没有责任。卡伯里承认政府出现了这些错误，并说政府会找机会予以更正。令拉考夫释然的是，卡伯里并没有责备西格尔的想法。而且，卡伯里似乎对这些问题没有过分担忧。
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被逮捕约七个星期后，于4月9日被起诉。政府对自己的错误简要做了更正，表示尤纳考交易发生的时间是1985年5月15日和17日，而不是以前所称的4月，斯托勒交易发生的时间是4月，而不是12月。但是，政府保持针对这两起交易的起诉，指控每个被告四项重罪。
颇有意义的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受到指控，说明通用电气官员与吉尤利安尼达成的谅解起了作用。为表示对政府的支持，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立即停了威格顿的职，并停止为他支付律师费，同时也停止替塔伯尔支付律师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通用电气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通用电气的律师会见了威格顿的律师斯坦利·阿金，直言告诉他，威格顿只有真地无罪时才可以与政府的指控相对抗，如果有罪，就应该认罪并合作。不仅如此，通用电气的律师还说，如果威格顿与政府对抗到最后却被判明有罪，通用电气将要求他交回该公司购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股票时付给他的300万美元，并将拒付仍欠他的另外300万美元。
与通用电气形成对比的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仍然顽固支持弗里曼，不过它又发表了一份声明，措词比以前那份温和了许多。这份声明说："我们了解他、信任他。就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我们继续认为他没有违法行为。"
通用电气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一个公司中，被起诉员工应该被停职。而且，通用电气的官员对威格顿或塔伯尔确实都不了解，停威格顿的职也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看法，即政府关于这两人知道西格尔有内幕消息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停止支持威格顿的做法在公司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对公司自治权被通用电气这样的工业巨人夺走仍然感到愤愤不平者。同时，这些变故对一向镇定自若的塔伯尔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失去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支持使他感到伤心，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与一个月后发生的一场喧闹相比，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出现的这种抱怨算得上是温和的。5月12日，负责这起案子的两个检察官——卡图西耶罗和约翰·麦坎尼出庭，对法官路易斯·斯坦顿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为此案的审判做准备。麦坎尼承认道，"事后想来"，政府本来可以推迟进行这些闹得满城风雨的逮捕行动。他同时承认："如果动作过快，我们可能出错。"
这种做法是令人震惊的，这等于在关键时刻承认政府判断有误，不仅是在本案上，而且在其他正在进行的调查上，包括米尔肯案。通常情况下，要求推迟审判的是被告方，但在本案中，被告辩护律师意识到加快速度对他们有利，所以反对推迟审判。政府提出推迟建议的第二天，斯坦顿法官支持被告方，否决了政府的提议，引用《第六修正案》加快此案的审判。吉尤利安尼的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失败。"但是，显而易见，被告方及其支持者有理由欣喜若狂。
现在，政府遇到了麻烦。这些案子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寻求撤诉？许多人认为撤诉是不可思议的。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没有参与逮捕决策的制定，但他们坚定地认为政府有义务继续将案子进行下去。特别是卡图西耶罗，多年来他一直在该办事处工作，深受吉尤利安尼前任们办事传统的熏陶。按照那种传统，检察官办事处一般不批准匆忙逮人。但是，一旦对被告实施了逮捕，卡图西耶罗就严肃坚持应有的权利，快速驱散笼罩在他们声誉上的乌云。
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都认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办理这个案子，而且有很好的成功机会。他们相信西格尔将是一个极好的、非常可信的证人。他们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搜集了许多交易记录，可以为西格尔的供词提供充分支持。但是，他们缺少合适的印证证人。对任何检察官来说，只根据一个主要证人对被告提出指控都是不安全的，更不用说这个证人是一个刚刚服罪的人。
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反对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的观点。他说，政府现在不应该再贸然继续此案，以免错上加错。他坚持这种立场可能还有其他考虑。威尔逊工作的一部分是保护他的上司吉尤利安尼及其政治前途。吉尤利安尼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功，包括对前布朗克斯民主党领袖斯坦利·弗莱德曼的定罪，这起案子是他亲自办理的，赢得了很多赞扬。他还因确定布斯基认罪协议和整治华尔街而获得了进一步的赞誉。吉尤利安尼风头正劲，凭这种架势可能很容易地入主纽约市长官邸或州长官邸。他在媒体上的形象几乎一律都是积极和正面的。但是，现在怎么做会更好呢？是暂停此案以后再重新起诉（那时吉尤利安尼可能已离开该办事处），还是不惜可能遭遇尴尬而继续进行此案，从而使吉尤利安尼受到责备？
该卡伯里表态了。当初他同意了杜南提出的逮捕建议。他对这起案子有信心。他不会玩政治游戏，也没有政治野心。作为一位资深检察官，他不愿否决对此案尽职尽责的同事们的意见。他同意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的观点，建议此案继续进行。
吉尤利安尼进退两难。如果否决卡伯里的建议，对卡伯里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但是，吉尤利安尼在逮捕提议上支持过卡伯里，而结果是如此之糟。最后，吉尤利安尼同意了威尔逊的意见，命令助理检察官们准备一份寻求撤消此案的动议。
到第二天中午，谣传就起来了，说政府要采取非常措施撤案。拉考夫给西格尔打电话讲了此事，西格尔疑惑地问："会那样吗？"
"那是不可能的。"拉考夫回答。他是根据自己曾在检察官办事处工作多年的经验做出这种判断的。他仍然认为，政府实施逮捕行动是有备而为，肯定是有了印证证人才动手的。他推测政府完全会将案子继续下去，即使这样会使检察官们感到有些紧张。他在检察官办事处工作时，遇到这种情况至少就会这样处理。
然而，拉考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当天就发生了。5月13日，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再次出庭。由于此案很快变成了内幕交易丑闻中第一大有争议的案子，法庭上挤满了记者、其他潜在被告的律师和好奇的旁听者。卡图西耶罗明显很痛苦，但他的精神比前一天要好一些。他对斯坦顿法官说，政府在是继续此案还是要求撤诉的选择中，"经过论证决定撤诉"。为淡化这种尴尬之举的影响，他补充说现在的起诉"只是冰山的一角"，并发誓政府将寻求新的起诉，把内幕交易陈词从两种交易扩大到九种不同的交易。
三名被告本人都没有出庭，而代表他们出庭的律师难掩内心之喜，他们不失时机地抨击政府。威格顿的律师阿金称，政府耍这种花招"明显是要逃避此案的快速审判"，"是可笑的"。塔伯尔的律师劳勒说，政府此举"说明政府证据不足，逮捕行动错误"。同时，媒体大肆进行各种报道，称被告被捕后受到虐待，并被剥夺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大多数未决案件中，辩护方律师都是想方设法避免冒犯检察官，因为检察官在决定检控程序上有很大的决断权。但是，在这起案子上，辩护律师却公开而明显地与检察官斗法，而且战无不胜。
此案的这种奇变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内没有对人员士气产生什么影响。威格顿的支持者受到案情变化的激励，开始强烈要求为威格顿复职。政府撤诉第二天，通用电气履行对检察官办事处的承诺，免去了德农齐奥、罗切和克兰茨的职务，任命通用电气董事、伊利诺伊机床厂前董事长赛拉斯·卡思卡特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新董事长。此举在该公司引起了更大的愤怒。
"前几天我还在想，我们这里需要的是一个乖乖听话的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个管理人员说，语中透着挖苦。博西迪在为通用电气的决定辩护时说，通用电气的调查发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财务、行政、管理和信息系统等方面的控制上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作为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忠诚者的抚慰，马克斯·查普曼（过去曾和西格尔一起是德农齐奥的继承者人选）被任命为首席运营官，向卡思卡特负责。"他们要我给公司挣钱，而来的卡思卡特61岁了。"查普曼对《华尔街日报》说，讽刺卡思卡特年老。
通用电气公司刚兼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时，对该公司的管理是放手的，毫无疑问，现在它要行使对该公司的控制。它安排亲通用电气人员负责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高级财务和管理工作，并调派一批通用电气的信贷人员进入该公司的垃圾债券和融资买断领域。通用电气公司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有6亿美元的投资，它要努力保护这笔资金。几个星期后，当证交会宣布它正在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商讨课罚该公司2530万美元事宜时，通用电气的策略就变得明显了。与此同时，吉尤利安尼公开宣布，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将不被检控。
通用电气公司对于结果没有感情用事。博西迪达到了他确定的首要目标，即让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免于起诉。于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幸存下来了。对于通用电气来说，虽然有损失感，但更多的是有一种困惑感：像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这样历史长而声誉好的投资金融公司，怎么到了如此失控的地步？该公司得以幸存下来的东西就是，摆脱了2月份逮捕事件以来所面临的被检控危险，现在可以自由恢复业务。
但是，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许多人看来，该公司变得面目全非了，成了通用电气信贷公司的一个附属小店，而通用电气信贷公司也只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个附属物。威格顿职务的剥夺和待遇的取消打碎了人们对公司的忠诚，没有人再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视为一个"家庭"了。不少人很快就离开了这里，投奔他处，其中有哈尔·里奇。最后，连约翰·戈登也走了。这个组织他们已不再认识了，在这里他们感到失落和孤立。在冥思静想时，他们意识到，他们曾经熟悉和热爱的那个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很久以前就消失了。80年代是制造圈钱"明星"的年代，迈克尔·米尔肯、伊凡·布斯基和马丁·西格尔这些闻名全国的风云人物应运而生，但他们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1987年5月13日，许多助理检察官和纽约南区校友来到公园大道一座大楼，参加本年度的校友聚餐会。他们一律穿着正装，看上去有点僵硬。举办这种年度聚餐会是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长久以来的一项传统，目的是把现在该办事处工作的和曾在这里工作的律师们召集到一起，并维持一种非正式的校友关系网。这种聚餐会由各位成员轮流做东，今年的做东者是保罗·柯兰。
今年聚餐会的日子正好是检察官办事处要求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等人撤诉的日子，其中的弗里曼是柯兰的当事人。在聚会的大餐厅里，大家议论纷纷，几乎一致对检察官办事处的做法提出批评。有的人责怪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说如果这个被告不这么财大气粗，就不会有这么大喧嚣，当然也就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但这种观点明显只是少数人的。撤诉至少令检察官办事处非常尴尬，更不利的是，它反映该办事处无能，损害该办事处的声誉。
聚餐会上，杰德·拉考夫来到霍华德·威尔逊身边，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这是一件重要案子，你们把它弄糟了。"
威尔逊马上替吉尤利安尼辩护。他说："你在说什么呢？是你那小子不济事，害得我们还要做大量印证工作。"他所说的"那小子"是指西格尔。
拉考夫本来希望友好地讨论问题，但威尔逊的话把他激怒了。"你那样说不公平。"他反驳道，"我一直说，他能供述的就是这些。他完全是诚实的。撤诉的馊主意是你出的。"
在检察官办事处，遭受挫折最大的似乎是卡伯里。他像往常一样神秘莫测，但好像失去了某种热情。不利宣传是令人痛苦的。卡伯里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害羞的人，对表扬性宣传会感到不自在。
柯宁聚餐会不久，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在低潮中努力重新积聚动力和士气，而卡伯里则宣布辞职，让同事们大为震惊。他在公开解释辞职原因时只是说，关于米尔肯和弗里曼的这两起主要案件可能要拖上几年。他还说，弗里曼的案子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挑战，这起案子不像米尔肯案那么复杂，它所涉及的只是相对简单的内幕信息交换，只需进行例行印证。还有其他原因。卡伯里觉得，当他在1986年接受反欺诈处主任一职时，他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了通常的三到四年聘任期。他在这里已工作了八年，那些亲密的朋友都已经走了，现在该他动一动了。
这些理由都是真实的。但是，卡伯里的许多同事并不认为这些就是圆满的解释。有一点他们很清楚，就是吉尤利安尼对卡伯里失去了信任，尽管吉尤利安尼不承认。信任的丧失会使任何具有卡伯里那样的自尊和专业水平的人都难以再工作下去。
但卡伯里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他不愿到陌生人那里推销自己。然而，最重要的是，他的朋友们不太相信他会扔下米尔肯案而抽身退出。他正在进行一场执法行动，这场行动可能重塑华尔街，重整全国金融市场。米尔肯是这场调查案的核心人物，当卡伯里一开始获得利文合作的时候，可能就开始下定决心将米尔肯这样的"塔顶"人物缉拿归案。现在他怎会扔下此案不管？
做出辞职决定后，卡伯里抓紧时间找工作。8月份，克利夫兰一家大型全国性律师事务所——琼斯、戴、里维斯和波格律师事务所与卡伯里联系，要他在该事务所驻纽约办事处开办白领辩护业务。卡伯里甚至不知道琼斯、戴、里维斯和波格律师事务所有一个纽约办事处。他飞往克里夫兰，与他未来的合伙人见面。他不想再找来找去了，所以没有考虑其他机会就接受了该事务所的邀请。10月，卡伯里离开了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他本来应该功成身退，这下却似乎更像是退却。
吉尤利安尼快速行动，任命布鲁斯·贝尔德为反证券欺诈处主任，试图以此积聚动力，重获主动。贝尔德是吉尤利安尼的高级助手之一，多年前与吉尤利安尼在司法部共事过。他1980年加入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后，成功办理过一些有组织犯罪案件，包括科伦波案。他先是担任反毒品处主任，后转任刑事处主任。他在戴维斯－波尔克和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对证券法有所了解。戴维斯－波尔克和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是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现正与凯、斯科勒律师事务所一起做弗里曼的代理。
贝尔德与卡伯里从外形到性格都没有共同点。卡伯里身材肥胖，有幽默感，而贝尔德又高又瘦，为人严肃，而且说话乖巧。贝尔德是美国中西部人，毕业于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他的办案方针比卡伯里的更强硬。由于他在最棘手的执法领域工作过，所以他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被逮捕和被当众上铐并不感到不妥。他的是非观非常鲜明，这一点与吉尤利安尼很相似。
当吉尤利安尼提出要贝尔德担任反证券欺诈处主任时，贝尔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知道，他将要在外界的注目之下主持本办事处的两起最重要的案子，即弗里曼案和米尔肯案。他明白，这两起案子的结果可能影响本办事处的信誉和吉尤利安尼的政治前途。他必须赢。
然而，当他接手工作的时候，胜利的可能性似乎很遥远。由卡洛尔和法德拉负责的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调查好像停滞了，对弗里曼的调查也没有新的进展。华尔街的人抱团对付政府的调查。
贝尔德立即注意到，这些内幕调查案与他办理过的黑手党案具有相似性。像有组织犯罪者一样，华尔街上的嫌疑犯视沉默和忠诚高于一切，把讲真相和根除金融腐败的义务弃之一旁。比如，如果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某位合伙人参与了违法活动，那么他宁愿自己坐牢也不把公司的其他参与者牵涉出来。还有，在有组织犯罪案的调查中，有许多连锁案，但没有足够的侦查人员来追踪所有的线索。贝尔德画了一个图表，写下嫌疑者的名字，并把名字用方框框起来，然后按照连锁关系把这些方框连在一起。整个图表完成后，贝尔德画出了近二十个方框，大致连成一个圆圈。并非所有的线索好像都能查到结果。米尔肯位于顶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接近中间位置。
12月，贝尔德和同事们偶然发现了米尔肯案的一些有价值的证据。调查人员在检查有关布斯基交易的所有文件时，在布斯基的个人文件中发现了一个标记为"ＤＢＬ计划"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显然是由布斯基的秘书保存的，里面的内容看上去正是由穆拉迪安整理、后来又按布斯基的吩咐销毁的账表。卡洛尔立即让穆拉迪安前来辨认。
"就是它！"穆拉迪安看到这个文件时大叫道，"这就是我在佛罗里达休假时整理的东西。"布斯基显然忘记了，他在把这份德莱克赛尔的购股记录原件交给穆拉迪安备案以前，让秘书把这个记录复印了一份。
现在，穆拉迪安可以不用重补这份文件了。政府不仅有了实际的原件副本（这份证据更有价值），而且上面的数字确证了穆拉迪安凭记忆告诉他们的证言。
此后不久，检察官办事处又在米尔肯案和弗里曼案上取得了另一个突破。贝尔德就任反欺诈处主任后，马上与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开会研究弗里曼案。由于此案给检察官办事处造成了负面影响，吉尤利安尼明确要求工作人员把它作为当务之急来办理。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说过中止的起诉只是冰山的一角，发誓要找到更多的证据。他们必须兑现誓言，因而压力很大。去哪儿找更多的证据呢？
卡图西耶罗记得，西格尔在供述过程中说到他在斯托勒收购案期间与弗里曼的一次对话。弗里曼向西格尔透露说，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正在积聚斯托勒股票，准备"认真"促成一笔大交易。西格尔问弗里曼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弗里曼回答："我与替科尼斯顿投资公司买股票的人关系很近。"
卡图西耶罗认为西格尔提供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弗里曼除西格尔之外还有其他的内幕消息来源。但是，西格尔记不起弗里曼所说的与他关系很近的那个人的名字，而且怀疑弗里曼是否向他提到过那个人的名字。卡图西耶罗通过快速调查，弄清楚了这个疑问。科尼斯顿投资公司是通过一个名叫奥克利－萨顿的公司购买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奥克利－萨顿公司的人员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人员是同一班人马，负责人是詹姆斯·里根。里根是弗里曼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时的同窗好友。当然，他就是向弗里曼提供科尼斯顿公司积聚斯托勒股票一情的消息者。弗里曼被捕和西格尔认罪后大约两个星期，里根和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被传讯。交易记录揭示了斯托勒股票的预期交易情况，而电话记录表明，里根和弗里曼在这起交易期间经常通电话。
贝尔德认为，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深入调查的目标。或许该公司的那些负责人与弗里曼是同谋，他们本身就可以证明检控的正当性，或者他们可以与政府达成认罪求情协议或求得豁免，以此为条件向政府提供弗里曼犯罪的证物和证言。但是，贝尔德需要更多的信息，他不想让该公司知道它已成为政府调查的目标。因此，贝尔德计划采用一种传统的调查方法——找一个与该公司有矛盾的雇员盘问，这种人往往是前雇员。不久，他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在弗里曼案的压力下，卡图西耶罗把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雇员们的交易记录都收集过来，挨个儿进行检查。这项工作虽然单调乏味，但终有所报。检查中发现，该公司一个名叫威廉·黑尔的雇员在本调查案涉及的一项交易中有内幕交易嫌疑。当检察官们锁定黑尔（也是达特茅斯校友）时，得知他已不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工作了。他被该公司解雇了。
检察官办事处向黑尔发了一个传票，但这种方法没有奏效。黑尔说他不会与政府合作。他雇了一位律师，检察官们打算通过他的律师达成某种协议，暗示检察官办事处希望黑尔提出一个价值预估，特别是提供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其他人员的违法情况。黑尔的律师回话说，黑尔拒绝向政府提供任何种类的价值预估。无奈之下，检察官们决定采用最后一招，即在大陪审团面前讯问黑尔，迫使他在获取豁免的条件下作证。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他们知道他们可能想晚点检控黑尔，但觉得别无选择。
1987年11月，黑尔前来作证。他是个身材颀长的年轻人，头发深黄，面部棱角分明。他看上去不感到紧张。贝尔德亲自提问他。不出他所料，由于黑尔避重就轻，闪烁其词，讯问没什么结果。然后，贝尔德转向一个好像无关紧要的问题，问黑尔为什么离开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黑尔只稍稍犹豫了一下就如实回答道："不是我离开，是我被解雇了。"
"为什么？"贝尔德接着问，本能地抓住黑尔突然现出的坦率。黑尔接下来的回答令人震惊，大大出乎贝尔德的预料，在他作为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出乎预料的事。
黑尔的回答是："我不能忍受他们正在犯的种种罪行。"
黑尔谈起了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违法活动，贝尔德简直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出现这种情况让检察官们喜出望外。看来政府不仅可以获取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违法活动的证据，而且，根据黑尔所述，该公司的主要同谋者不是别个，正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突然间，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活动看来使反欺诈部两个最大的案子之间有了联系。
根据黑尔的供述，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经常在美林公司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寄存"股票，制造假损失，欺骗国内税收署。该公司在德莱克赛尔的联系人通常是布鲁斯·纽伯格，他是贝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就是有一次把电话听筒软线嚼断的那个人。为制造假损失、少缴税，普林斯顿－纽波特常常以亏本价把证券"卖"给德莱克赛尔的高收益证券部，不久再以相同或稍高的价格将它们"买"回来。黑尔说这些交易确实是假的，因为德莱克赛尔不承担任何货主风险。德莱克赛尔给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帮这种忙，是为了使该公司成为受它摆布的客户，这样，当德莱克赛尔的营销员推销垃圾债券时，普林斯顿－纽波特就会愿意、甚至急切地购买。
黑尔解释说，他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时，他的上司保罗·伯克曼安排他进行"赋税寄存"，这让他很担心，因为这里面显然有潜在的法律问题。但是，伯克曼对他的担心不以为然。在一次公司会议上，伯克曼毫无忧虑地说："国税局没有人力区分这些类型的交易，也没有把它们弄明白的能力。"他指示黑尔把证券先卖出去，然后以稍微不同的价格将其重新买回，通过这种方法来"掩饰"这项计划。他还让黑尔在"寄存清单"上把这些证券和价格记下来。
黑尔对贝尔德说，当他表示不愿做这件事时，就被解雇了。
虽然黑尔未能向检察官们提供有关里根与弗里曼关系的情况，但他突然之间成了意外有惊人价值的证人。而且，他提供了更多值得追查的线索。他说，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纽伯格毫无疑问是一个知悉内情的参与者。纽伯格还有一个助手，名叫莉萨·安·琼斯，她经常替纽伯格处理交易，可能能够确证黑尔许多供述的正确性。而且，黑尔还讲出一个重要情况，说有关股票寄存计划的谈话可能无意中录了下来。他解释说，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一直有一种录音制度，公司交易员的谈话按照惯例都被录下来，虽然他们不是公司的高级官员。这种录音制度在许多公司都很常见，其用途是解决可能与客户发生的纠纷。
贝尔德和卡图西耶罗决定，在黑尔获豁免并作证的消息传出去之前，迅速就他提供的情况展开调查。幸运的是，黑尔的解雇使他与以前的同事们关系疏远了，所以他自己向外讲述他与政府合作一事的风险非常小。但是，消息会在辩护律师之间传播。检察官们尤其担心录音磁带问题。黑尔说过这些磁带定期六个月后销毁，如果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听到黑尔泄露了情况，可能会提前销毁磁带。
尽管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一事上舆论宣传对检察官办事处不利，但检察官们并没有对可能再次实施强力出击畏手畏脚。他们利用黑尔供述的情况，快速获取了搜查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搜查证，出具的理由是该公司有偷税嫌疑，但没有提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或弗里曼。贝尔德的执法方法更为严厉，检察官们的行动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从现在检察官们的行动仿佛可以看出，前些时逮捕弗里曼等人行动中的问题并不是检察官办事处太严厉，相反是办事处不够严厉，没有对这些嫌疑犯起到威慑作用，从而没能使他们认罪和合作。作为办理黑手党和毒品案件的检察官，贝尔德知道，犯罪嫌疑人明白什么是威力。在吉尤利安尼的首肯下，贝尔德计划进行一次大搜查，这次搜查行动在严厉程度上使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等人的行动相形见绌。
12月中旬的一天，即黑尔在大陪审团面前受审后几个星期，几辆客货车来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中心一幢不太显眼的、隐约是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办公楼前，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圣诞节就要来了，办公楼前街道两边的商店橱窗都装饰得非常漂亮，不远处是普林斯顿大学宁静的校园，这条街道通往该校大门口。车子停稳后，从车上涌出五十名政府执法人员，全副武装，穿着防弹背心。
这些执法人员拥入电梯，然后挤过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办公区的玻璃门。出示搜查证后，他们蜂拥进入各个办公室。公司员工吓呆了，惊恐地坐在办公桌前。在执法人员完成搜查之前，员工们一个也不许离开。执法人员打开文件柜和办公桌，把文件装进纸箱子里。到下午结束时，他们装运了三百多箱文件和记录，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材料——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录音带。
贝尔德和卡图西耶罗还叫来了他们的高级调查员托马斯·杜南，要他给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莉萨·琼斯发传票。在对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实施突击搜查那天，杜南飞往加利福尼亚，接着乘车前往莉萨·琼斯的家。琼斯住在洛杉矶北郊一幢新式的公寓楼上，杜南来到琼斯的门前时，接近晚上10点。
琼斯是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个人奋斗英雄在20世纪80年代的化身。她14岁就从位于新泽西的家里跑出来，一路西行来到加利福尼亚，通过虚报年龄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份年薪5000美元的出纳员工作。她是高中学历，学历证书是通过进修同级课程获得的。现在，她只有25岁，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当交易助理，年薪为11．7万美元。她是布鲁斯·纽伯格的助手，上班时离米尔肯本人只有一步之遥。她每天早上5点半到办公室，具体工作是替纽伯格写定单，并发到各个交易所。有时，她同时要接打三个电话。她工作很努力，已过上了一种具有一定舒适程度和保障水平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她以前闻所未闻的。她是那种米尔肯喜欢雇用并乐于提拔的员工。
杜南按响琼斯的门铃，琼斯过来开了门。她是一个浅黑型白人女子，身材矮小，深褐色头发卷曲着。"我可以和您谈谈吗？"杜南彬彬有礼地问，接着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说带有给她的大陪审团传票。琼斯请杜南进来，来到她的起居室。杜南很快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之间的交易大致说了一遍，向琼斯表明他对有关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谈话一开始还挺顺利，琼斯坦诚地确认了她与纽伯格和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关系及有关细节。接着，杜南把谈话引向问题的关键。
"你在为他们做寄存吗？"杜南问。
"是的。"琼斯犹豫了一下回答道。
"是为了税务目的吗？"杜南继续道。琼斯突然现出不安。
"不，不是。"她说。说"不是"两字时，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接着，她说："我要找律师说。"杜南叹了口气，但没有再逼问她。
"我们一直希望你愿意在这个调查中与我们合作。"杜南说，口气中带有遗憾。然后，他把大陪审团传票留给她，走了。琼斯赶紧打电话找律师，由于担心家里的电话被监听，她找一个投币电话打。她把电话打给她认识的惟一一个律师。
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调查人员开始把起获的材料分类，并检查录音带的内容。带子上的录音很多都是例行事务，对政府没有用处。但是，后来，卡图西耶罗取得了一个非常发现：显然是由于涉及一起客户纠纷，1984年12月份有几天的录音没有销毁。当他播放这段录音时，有几段对话让他激动得几乎跳起来。他赶紧把贝尔德叫来。
他们很快把大约二十段对话集中转录到一个录音带上。贝尔德把负责弗里曼案和德莱克赛尔－米尔肯案的检察官都召集过来，听这些录音。听着带子上的内容，他们非常高兴。在这些重要录音中，多数是纽伯格与查尔斯·扎泽基之间的对话。扎泽基是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交易员和合伙人。同时，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在磁带中发现了可以证明加里·莫塔斯克（就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交易员）有罪的录音，他显然在纽伯格不在时替他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做过一些寄存交易。莫塔斯克一直顽固拒绝与政府合作，这个录音证据可能击垮他的抵抗。
负责德莱克赛尔－米尔肯案的检察官约翰·卡洛尔那天因患流感在家休息，同事们忍不住不断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意外之喜，甚至把一些录音在电话上放给他听。
在有一段录音中，里根与纽伯格为被寄存股票的"保存"成本问题发生争吵。"我为你保存了很多你尚未兑现的股票，"纽伯格说，"我一直向你收保存成本费。"
里根回答说："现在我也在为你保存股票。"里根的话似乎清楚地承认，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寄存了股票。
这些重要录音是一个特别发现，是撤诉六个月来检察官们取得的最大突破。它们是违法活动不可辩驳的证据，其揭示的问题比黑尔供述的还要多。除股票寄存问题外，录音对话还揭露，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按照德莱克赛尔的吩咐，为德莱克赛尔的非法活动提供帮助。它曾在1985年寄存玩具生产商马特尔（Ｍａｔｔｅｌ）公司的股票，并实施一个股票操纵计划。录音显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曾利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操纵一只场外交易股票Ｃ．Ｏ．Ｍ．Ｂ．的价格，Ｃ．Ｏ．Ｍ．Ｂ．是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公司，德莱克赛尔当时正在为它经销股票。检察官们思忖：如果这些是普林斯顿－纽波特和德莱克赛尔在任意几天中发生的事，那么这两个公司可能犯下的其他罪行该何其多啊！贝尔德几乎马上认识到，只凭这些录音对话德莱克赛尔就可能被定罪。弗雷德·约瑟夫总是说他要莱克赛尔违法活动的证据，现在他可以自己听听这些录音。
在所有这些录音对话中，给检察官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个。这两个对话之所以显得突出，不仅是因为它们具有作为证据的价值（若单独拿出来这两个对话都不能成为犯罪的证据），还因为它们揭示了80年代华尔街上流行的一种思想状态。
其中一个对话是弗里曼与扎泽基两人进行的。弗里曼在说话中带有一种怀旧的语气。他告诉扎泽基他最近去了一趟大西洋城，并说他年轻时爱去拉斯维加斯赌博，但现在不喜欢这种事了。"它不再有趣了。我想我在这一行时间太长了。"他说，"我习惯占据优势。"
第二个对话是在扎泽基与贝弗利山的纽伯格之间进行的。在安排了一起假交易后，纽伯格对扎泽基说："你是一个不诚实的家伙。"
"是你教我的，老兄。"扎泽基回敬道，"嘿，听着，傻瓜……"
纽伯格打断了扎泽基，嘲弄地浅笑道："欢迎来到这个骗子的世界。"
尽管不断有丑闻揭开，80年代的大牛市仍在继续。1986年5月12日，即利文被逮捕那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超过1800点。很少有人看到利文被捕一事的不祥之兆。到布斯基同意认罪的11月，道琼斯指数达到将近1900点。在经过一些最初的震颤（主要是在股票交易和套利运作方面）之后，股市恢复了上升势头。弗里曼和米尔肯及其所在公司的抵抗使投资者保持信心，收购潮的发动机会继续运转。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尽一切努力让人们保持这种印象。尽管身为政府的调查目标，但该公司仍能利用客户的忠诚继续发展业务和扩大市场份额，使其接近创记录的水平。德莱克赛尔能够禁得住外界对其业务合法性的攻击，这在华尔街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毕竟，当它的许多大客户遇到麻烦而无人施援时，它站出来支持过他们，对波斯纳的支持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它陷入了麻烦，该客户们援助它了。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们做出了反应。尽管德莱克赛尔随时可能被指控或被起诉，但它仍然完成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宗垃圾债券交易。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德莱克赛尔的客户向它施压而使它合作，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德莱克赛尔的客户像米尔肯一样与政府对抗。由于米尔肯对公司的许多客户仍然拥有控制力，这些客户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
然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新业务受到了损失。该公司失去了它惊人的动力。它不得不放弃购置世贸中心7号楼作办公大楼的计划，它所讨厌的竞争对手萨罗门兄弟公司把那座大楼买去了。德莱克赛尔融资支持的恶意兼并报盘也失去了心理影响力，佩雷尔曼退出对吉列公司的收购和伊卡恩收购ＵＳＸ的失利可以理解为德莱克赛尔的失败。但是，德莱克赛尔急切淡化它那备受争议的在恶意兼并事务中的角色，在198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没有再支持任何恶意兼并。
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公布后不久，约瑟夫聘请威尔、戈沙尔和曼吉斯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艾拉·米尔斯坦做他的私人律师，该事务所是纽约一家大型的著名律师事务所。米尔斯坦很快断定，约瑟夫个人没有刑事责任。然而，他从个人层面而不是法律层面上提醒约瑟夫说，他认为米尔肯可能要陷入严重麻烦，对约瑟夫来说最上策就是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辞职。约瑟夫被这个建议惊住了。米尔斯坦所讲的情况是不可想像的。他向米尔斯坦坚持道，米尔肯很富有，认为他这样的人会犯罪是荒谬的。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约瑟夫似乎决心把他个人和公司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米尔肯身上。早在布斯基丑闻发生以前，约瑟夫就希望以克里斯蒂安·克里斯·安德森为首的以纽约为基地的投资金融集团发展成为一支东海岸客户开发力量，与米尔肯的西海岸势力相抗衡。这个希望没有实现。因此，米尔肯坚决要求把唐纳德·恩杰尔叫回来，以重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开发能力。恩杰尔是米尔肯的忠诚分子，曾因道德失检被约瑟夫开除。
对米尔肯提出的这个要求，约瑟夫一开始不同意，巴切勒、安德森等东海岸派人员也表示强烈反对。然而，米尔肯强调说，在困难时期，"客户关系"至关重要。米尔肯说他自己的客户关系正在帮助公司渡过难关，并补充道，恩杰尔似乎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中惟一另一个懂得如何培养客户忠诚的人。这话显然是对巴切勒、安德森及其他东海岸派人员的尖刻侮辱。
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约瑟夫又向米尔肯阵营让步了。"迈克要你做这个。"约瑟夫对恩杰尔说，"我们需要你。"恩杰尔同意1987年1月回来，担任投资金融集团联合主管。他还设法保留他的补偿协定，并坚持直接向约瑟夫负责，而不是向巴切勒或安德森负责。
恩杰尔刚刚凯旋似地返回公司，就不与安德森商量而把投资金融集团改名为"客户开发集团"。安德森气冲冲地来到约瑟夫办公室，威胁说要辞职。一开始就反对恩杰尔回来的斯蒂芬·韦恩罗思也提出要离开。紧接着，东海岸派的其他成员纷纷仿效。
恩杰尔回到公司后不到一个月，约瑟夫说服他从联合主管的位置上退下来，重新当顾问。恩杰尔毕竟还在负责"掠食者集会"的组织工作。这个集会现在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在政府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进行调查这个特殊时期，这种集会能显示出一种力量。
当1987年的高收益债券交流会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召开时，到处弥漫着一种人心慌慌的气氛。每天都有谣传，说政府要进行大规模的突击检查，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的行动使得这些传言显得更加可信。然而，恩杰尔对此毫不畏惧，挺身应付这种挑战。1987年的交流会是规模最大的，参加者超过2500人，充分显示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们对该公司的忠诚。
显然，这次集会的真正观众不是在贝弗利山，而是在国会甚至全国。这次会议的调子与往年大为不同。除了没有了以往的兴奋，认为任何事情无所不能的随心所欲感也没有了。8号平房的男宾鸡尾酒会和随后的奇森餐厅盛宴与往年相比有些古板。会议上也没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摇滚录像片，取而代之的是一部名为《德莱克赛尔帮助美国》的准纪录片，片中通过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各大客户的员工之口颂扬垃圾债券，满含深情地褒奖了该公司。
这部片子是一种宣传。当片中斯通货柜公司一位员工说他愿向维护垃圾债券者致敬时，观众中有愤世嫉俗者脱口而出道："我们给了那小子多少钱？"在片子结尾处，解说者道出了德莱克赛尔因应政府调查而拟定的新主题："高收益债券融资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它们帮助美国经济运转。"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米尔肯在讲话中表达了类似的主题，并开始塑造他作为"国家之宝"的新形象。他在致开幕词时，没有提及恶意兼并，而是着重讲述了垃圾债券是如何促进中型企业发展和如何使美国保持竞争力的。布恩·皮肯斯原本准备做一个为收购辩护的发言，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审查了他拟定的发言稿，认为这个发言不合适，于是他把讲话主题改了，乏味地谈了一通石化行业的经济形势。
这次集会的调子试图表明，政府的调查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米尔肯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显而易见，在不利宣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做法正在付出代价。约瑟夫满脸憔悴，莫塔斯克面色更不好。相比之下，米尔肯身上的一切——他的活力，他的举止，他的一贯仪态——传达出始终如一的信心。"在我看来，米尔肯没有任何愧疚的表现。"一位集会参加者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我认为，这说明他要么没有罪，要么没有良知。"
像以前一样，这次集会的各场会议禁止媒体采访，但仍有许多记者来到集会所在的贝弗利希尔顿饭店。会议组织者没有驱赶这些记者，而是派人密切监视他们，不让他们进入会场。只有指定的参会者（如威廉·法利）才允许向记者发表评论，而且评论内容是由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仔细拟定的，确保突出会议主题。
这是刑事调查案中一个个人被告发动的最大的媒体攻势，而这次集会只是这种媒体攻势的一部分。其目的主要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米尔肯的被控违法行为上移开，并建立起他在全国的声望。公众舆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场刑事调查的结果，其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这种媒体攻势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检测。
这次垃圾债券会议结束后不久，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发起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垃圾债券主题庆祝活动，包括举行体育比赛、举办讲座和放映电影等，大力吹捧垃圾债券的辉煌及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德莱克赛尔长久以来一直想把"垃圾"一词用"高收益"一词替换，但现在它放弃了这种想法，并且决定对"垃圾"一词大书特书。公司发给员工们带别针的徽章，上面印着一行字：垃圾债券助美国经济健康发展。在一个录像片上，约瑟夫和公司董事长罗伯特·林顿异口同声地吟出这样一句歌词："德莱克赛尔越是艰难越向前。"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展示垃圾债券的所谓受益人。当然，广告上展示的受益人不是米尔肯自己，也不是他的拥护者，如卡尔或斯皮格尔，而是一个精神饱满的年轻男子和他怀孕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一家人站在一幢即将竣工的新居前。这个幸福之家的画面与垃圾债券有什么联系？原来，这所新居的建筑商霍范尼安（Ｈｏｖａｎｉａｎ）公司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一个客户。广告上宣称，该建筑商在垃圾债券的资助下，可以"为五万人提供住房，为两万人提供生计"。德莱克赛尔还斥资400万美元在电视上做广告，设计得也很煽情。广告上展示的是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维达利亚市的一座电厂，这个电厂是由德莱克赛尔的垃圾债券资助建设的，据称降低了维达利亚这个贫穷城镇的失业率。《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劳丽·科恩指出，这个电视广告根本不是在维达利亚拍的，该工厂的大多数工人都居住别的地方，而且路易斯安那州劳工厅对广告中关于该工厂降低失业率的宣称提出质疑。科恩的这篇报道见报后，德莱克赛尔的许多人怒不可遏。
在电视上做广告只是媒体攻势的一部分。理查德·桑德勒及公司中米尔肯阵营的其他人开始控制米尔肯媒体形象的方方面面。他们对报道过米尔肯的每个记者都"进行分析"，并根据这些记者对米尔肯的有利程度和可能被操控的容易程度对其"划分等级"。米尔肯阵营把记者分为两个大的范畴：理论家和实用主义者。理论家有望支持米尔肯，因为他们持有相似的政见；实用主义者需要米尔肯阵营的帮助，因为他们不能独自写出新闻。
米尔肯团队最喜欢的理论家类记者是爱德华·爱泼斯坦，他是曼哈顿公司（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Ｉｎｃ．）的专栏作家，是最先替米尔肯说话的记者之一，曾发表文章称米尔肯正在遭受检察官们的不公正追查。爱泼斯坦表达的主题引起了里根时期经济不干预政策和供应经济学支持者的强烈共鸣。经威廉斯审查同意后，爱泼斯坦获准采访米尔肯，成为第一个对米尔肯进行个人采访的记者。但是，采访中不许他问有关调查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一些社论作者成为亲米尔肯路线的最有影响的解说者。他们似乎支持他们认为是米尔肯带来的反正统的"创造性破坏"，并几乎毫不掩饰对证券法律的藐视，认为这些法律是政府对创新和企业家能力的不必要规限。
随着1987年炎夏渐渐过去，一种不安的平静笼罩着华尔街。犯罪嫌疑人与政府合作的阶段显然结束了，这种合作曾在布斯基和西格尔与政府签订认罪协议时达到高潮。政府撤消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的起诉后，新的起诉似乎遥遥无期。除了继续调查中直接涉及的事务外，这起丑闻似乎被人们淡忘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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