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家位于龙华寺附近的小茶馆，于和平一早地就订了一个非常安静而雅致的小房间。早早地吃过晚饭之后，于和平就赶到了这里来。地点是袁姐选的，她不想吃饭，只想喝点茶，随便聊聊。下午袁姐把电话打到于和平的办公室里时，话说得非常客气：“我们张志刚给你们营业部找了不少的麻烦。对不起了。”于和平一副受宠若惊的态度：“怎么能这么讲呢，还是我们营业部的服务不到家。”
“我刚才接到你们一个办公室的刘经理的电话，说是要请我吃饭什么的，你看你们也太客气了。”
“不是啊，袁姐，说句实话，你把我们营业部给救了。我们当然要感谢你了。”
“话别这么说。你们营业部帮我们的忙，也还是要感谢的。”袁姐在电话的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几天前是不是你去派出所帮着捞张志刚的。”
于和平赶紧说：“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是客户，也是我们的上帝呀。”
“好啊，今天让<<申城晚报>>社会版上发一条消息，说上帝终因赌博被抓到了派出所里去了。”
于和平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
袁姐在电话的那边用一种安详的语调说道：“要不，今天晚上，我请你喝茶吧。”
“怎么能让你请我喝茶呢？开玩笑，袁姐，你太客气了。”
此刻那个客气的袁姐正坐在于和平的对面，接着一个电话。袁飞娟大概不到五十岁的样子，保养得很好，头发黑黑的，皮肤白里透红，衣着得体，一只手里捏了一块紫色，几根细细的手指在不断地在揉动着。可以想象得出来，她的那双大眼睛年轻的时候一定迷倒过无数的贵族王孙。过了好一会儿，于和平听到她轻轻地说道：“你看这样好不好，大冰，一会儿我过来一趟吧。”收起电话之后，袁飞娟向于和平客气发点着头说：“对不起，这个电话我是必须接的。这辈子，我最佩服的就是他了。”于和平有点不相信地看着面前的女人。她还有最佩服的人？袁飞娟端起茶杯来，小声地问道：“张志刚后来没有再在你们那里打麻将或惹别的事吧？”
于和平犹豫了一下，说：“他挺好的。”
袁飞娟笑了笑说：“如果我现在把电话打过去的话，他会不会正在你们营业部里和那几个狐朋狗友打牌呢。”
于和平有点尴尬地笑了笑。
“这个孩子，我是看着他一点一点地长大的。毛病很多，优点也不少，特别是在做股票方面，我也很奇怪，粗归粗，大势方面的差了点，但技术方面，很多波段他把握得还是比较到位的。”
“可我觉得，袁姐，在中国做股票，政策和大势方面的把握，是最根本的，真正的胜负还是取决于对大势的研判。”
袁姐点点头，鼓励着于和平说下去。
“我曾经专门研究过，影响中国股市上下波动的因素很多，有企业基本面方面的问题，有市场内部技术面上的问题，但归根到底还是政策方面的影响太强了，政策方面的风险太大了，也就是我们业内经常说的系统性风险太高了。有专家统计过，目前对市场波动性方面的影响，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来自所谓的系统性风险。我们是可以看到那种被控盘之后的个股可能不受到市场大势的影响，可庄家为此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
袁姐点点头说：“中午我到北京和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一个主任吃饭，他跟我开玩笑地说，人民银行、财政部、甚至国家发展委对这个市场的影响都会超过证监会，可市场出了事情之后，背黑锅的却都是证监会一家。就跟中国足球队好不容易让穿着红衬衫的博拉同志帮着咱们抽签抽出亚洲去，从上边的体委、中间的足协到下边的教练组谁可能对成绩产生更深刻的影响，然而输了那场和哥斯达黎加的球之后，很多的球迷却把主要责任都推到郝海东一个人身上去了。”
于和平有点惊讶地看着袁姐，说：“你中午还在北京？”
袁姐点了点头：“上午从西安飞过去的。四点钟回到了虹桥。还是选了上航的飞机。东方和国航现在总是落在浦东。”
“你每天都这么飞吗？”
袁姐摇了摇头说：“这几天事情比较多。你接着讲，我觉得你刚才讲得不错。”
于和平点点头说：“我总是和那些投资者们讲，机构研究风险，散户研究收益。新手们总是在研究怎么冲进去，专家们却成天在研究，怎么随时随地地从里边跑出来。我碰到过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人，他们总是跟我强调一个概念，在中国做股票，首先需要的不是一个定量的问题，而是定性的问题。如果国有股减持这个主要的矛盾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话，聪明的投资者永远只能有一个策略，那就是脚底下抹上厚厚的油，随时撒开脚丫子就溜。过去十几年来，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做股票，怎么可能培养出真正的投资者呢。六零零六九零号称是中国管理最好的企业了，挂牌上市以来从市场里拿走了十好几个亿，可连派带转的还给投资者的是多少呢，两三个亿而已。连这样的上市公司都是赤裸裸地在这个市场里玩圈钱的把戏，更不要说其他那一千多家的上市企业了。他们眼睛里只有投资者的钱包，而投资者的回报之类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去考虑。长此以往，对投资者们来讲，他们只能去投机，想吃栗子吗，只能到火中去取。无非在火中取栗子的手段不一样罢了，那些关于利用国家特殊政策的基金管理公司，他们是拿着长长的铁钳子到火中去找栗子，而多数的投资者只能是把手伸进火里。总之，在这种背景下，我实在不太明白那些中小投资者们为什么还要相信这个市场，一次次地被火烧疼了之后，还要再次把手往火里伸。所以说现在从营业部角度来看，真正给广大投资者的服务，不是推荐股票的服务，而是风险分析的服务，是多元化的理财服务，是更有针对性的、更深更广的资讯服务。”
袁姐点点头说：“那么，你具体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目前，我正在和客户服务部研究一种特别针对目前上海很多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当中的数码社区进行的服务。以后随着宽带更多地进入社区，很多人手里可能有很多闲钱，那些除了把钱存入银行，并不太擅长理财的人，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注重于对这些潜在客户的投资知识方面的普及及教育。我个人认为今后证券营业部的发展应该立足于两个方向，一个是提供那些高端客户的高质量有很强针对性的私人服务，另一个是非现场的交易。现在客户最需要的还是有价值的资讯服务，一般的研究报告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关键还在于营业部是否能够给客户提供他们认为极有价值的信息。为此，我们准备把我们的客户服务部分为几个工作小组，有走出去拉客户的人，也有坐在这里伺候客户的人。我有个计划，就是有一天，能够让我们营业部的交易现场，几乎看不到什么人。我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营业场地，我最需要的是尽快地把营业场地减少，把房租省下来的钱，用来招一些纯粹的经纪业务代表。象很多保险公司那样，发这些经纪代表一个底薪，剩下的就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去拉客户。我们营业部给他们以充分的培训，并建立一整套的激励机制。通过人性化的管理，把员工的士气给激发起来，让营业部给他们一种自由平等的感觉。这可能就是我未来一段时间想做的事情。不过，坦率地讲，我刚到这个营业部两个星期都不到，很多想法仅仅是粗线条的。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也知道，在我们永宏证券这种机制里，我在下面的一些想法，如果不能成功地说服我的领导接受的话，很多想法最终只能是一些空想。而和一些领导关系的相处，实在是太艰难了。成天琢磨着如何跑到领导那里，挠他的痒，擦他的皮鞋，这种事情，我又是最不擅长。”
“说到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你们比纯粹的国营企业要好一些，但纯粹的私营企业又比你们好一些。很多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不可能以你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袁飞娟说话的声音很慢但很清晰，她想了想又问：“你刚才提到的非现场交易，我想知道，到目前为止，你们营业部的客户通过电话委托和网上交易完成的交易量与现场交易的交易量，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比例呀？”
“具体的数字我说不清楚，但你问大概的情况，可能是二比八，即营业部目前大部分的交易量还是在现场完成的。我有一个大概的计划，如果领导允许我去实践自己的一些开发和管理方面的想法的话，并在未来允许我能够在这个位子上呆上几年时间的话，我希望在未来的两到三年里，我们非现场方面的交易量能够提高到和现场一样的量，五年以后，我希望我们中北营业部能够成为上海一家主要以非现场交易为特点的营业部，一个在这方面建立起自己品牌的营业部。”
袁姐笑笑说：“品牌，好啊，做什么都应该有一种品牌的意识。说起来，我投资的有价证券主要分为两块，一块儿是在你这里，张志刚帮我管着，这一块儿除了九九年的五一九和二零零零初的网络行情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收益，包括去年的六二四，养几个人，维持在那里吧。另外一块儿我投到了美国市场里，刚才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一个大学里的兼职教授，就是他帮我管着。”
于和平眼睛一亮，说：“就是你刚才说的，你最佩服的那个人吗？”
袁姐点点头，说：“说穿了，佩服不佩服，一方面得拿业绩来说话，另外一方面拿理论和思想来说话。在这两个方面，怎么说呢？只有四个字：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于和平说：“他的业绩是……”
袁姐用一种非常平静的口气说：“我把一部分资产挪到了美国，而这位住在上海市郊一个偏僻的小区里基本上不出家门的奇才，将我的股票资产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翻了四倍。”
于和平一下子站了起来：“可华尔街已经跌了两年多了。怎么可能呢？”
袁姐依然是一种非常平静的口气说：“你以为我是在说神话吗？”
“对不起，袁姐，是不是我太冒昧了，可我确实很想见一见这个连你都佩服得不行的人了。”
袁姐想了一想后，说：“这样吧，我先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是否方便谈话。也许你们还真的能在非现场交易方面进行一些探讨呢。不过，他的身体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