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不久，邱永汉因生意上的事去了日本东京一趟。在此期间，他决定和在日本的姐夫一起投资房地产。同时，他笔耕不辍，写出著名小说《偷渡者手记》。
邱永汉把1000万日元交给姐姐和姐夫后，就又回到了香港。没多久，他姐姐来信说，在相模原的美军驻地附近找到一块合适的地皮，大约3．3万平方米。每平方米约100日元，共需300万日元。邱永汉回信同意购买。但过了不久，姐姐回信说，姐夫改变了主意，不再投资房地产，改开口香糖厂。
战后，日本青年人模仿西方文化，爱在口里含口香糖。市场上口香糖很畅销，是一种很不错的赚钱生意。邱永汉人不在日本，无法对市场情况做调查预测。他在日本时常见青年人和小孩吃口香糖，估计是本小利大的生意。但利润大，做的人也多，最后会变得没利润或利润微薄。这是邱永汉结束邮寄生意时得出的经验。可反过来考虑，就因为有竞争而放弃不做么?除了国家垄断的行业，世上哪门生意不存在竞争呢?邱永汉一时做不了决定，就让姐夫姐姐掂量着办。结果，他们开了口香糖厂。
结果正如邱永汉担心的那样。口香糖厂因经营不善，经过10年的艰难挣扎，以负债5000万日元而倒闭。
到70年代，邱永汉姐夫放弃的那块地皮价格涨了300余倍。邱永汉算了一番：假如当初以100日元左右单价买下的话，经反复翻滚，20年间也可赚到50亿甚至100亿日元的财产了。
到90年代，那块地皮较之50年代涨了15000倍。这就是说，邱永汉当年买下地皮即使荒芜在那里，现在也值500多亿日元。
错失良机，邱永汉固然有些痛惜，但他却不是丧失了一次机遇就一无所有的人。错过了一次机会，还有很多的机会，赢得起也输得起。
1954年4月15日，邱永汉一家搭乘法国货轮“越南号”离开香港，抵达日本横滨港。
这次举家到日本，本是为了给邱永汉的女儿治病的，但邱永汉事业的根也从此扎在了东瀛。
邱永汉的女儿有个洋名字叫约瑟芬，简称塞班。塞班出生后一个月，脖上的红痣渐渐长大，随后破裂流脓。邱氏夫妇寻医问药，不见效果。一位朋友提醒他们，香港的治疗不如日本东京，还是到日本的医院治治看。邱永汉立即给在日本的姐姐写信，委托姐姐联系医院。姐姐回信说，有一家医院答应接收治疗，但估计疗程很长，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这样一来，全家人必须迁居日本。
根据医生的诊断，女儿的痣算良性的，一周治疗一次。这样一来，邱永汉有较多的空闲，便把精力转移到写作上。
前文已提到，邱永汉初到香港生活无着落时，曾卖文为生。后来到日本东京暂住一段时间时，写了小说《偷渡者手记》。当时，他把这篇小说交给一位日本朋友西川满。西川满在邱永汉回香港后致信说，该小说获得好评，决定在一本刊物上发表。
邱永汉对文学创作的态度非同一般人。他是把写作当成一种取得收益的职业。在香港是这样，到东京也是如此。没想到的是，他的文学作品居然在日本领尽风骚。
还在香港时，他就应日本友人的约请，写了一篇名为《龙福的故事》的小说，准备争取新人奖的桂冠。
初涉东京文坛后，邱永汉发誓两年成名。在西川满的引荐下，邱永汉接触了一些日本文坛前辈。他不像一般的文学青年那样在前辈面前唯唯诺诺，受宠若惊。他不卑不亢地对大家表示，他来东京是为女儿治病的，因有空闲时间，所以才致力于写小说。在东京居留的一两年时间里，要是在写作上无所成就，那就偃旗息鼓，打道回港，从此掐灭做作家的念头。
日本的一些文学小青年对邱永汉的“大话”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小说需经过多年勤练，慢功夫写成的，说一两年就成功未免是狂妄之语。
对这话，轮到邱永汉又不以为然了。邱永汉站在商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他认为，做生意要是一两年没赚到钱，就应该趁早改行做其他事。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做生意从不赚钱而到老仍坚持做生意的，如果有，那就是十足的呆汉。
从邱永汉的认识可看出他从事文学的目的了。
邱永汉认为，作家所做的是出售对事物的看法，成功的作家在社会上被视为舆论的领导者而受到尊敬，但在做生意的人看来，搞文学也不过是一种生意罢了。写作是生产，卖稿就是卖产品，卖出去了就能赚钱。而且，这种生意成本小，只要经营得当，一定能赚大钱。
邱永汉在推销他的作品时，很像商人推销产品。一名商人生产出了产品，要千方百计推销出去，赚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许多作家不善于推销自己，而邱永汉一踏上文坛开始生产“产品”，就把“销售”这一环抓得很紧。他每篇作品问世，都是经过文坛有名望的人推荐才发表的。《偷渡者手记》是西川满帮的忙，《浊水溪》是岛源四郎一手促成刊载的。岛源四郎在《大众文艺》社任职，邱永汉就请岛源四郎做他的最高顾问。《浊水溪》一稿的发表，促成了邱永汉和日本文坛大家檀一雄的相识。
还在日本上学时，邱永汉就十分欣赏檀一雄的作品，认为他的作品没有日本文人中常见的那种风花雪月、小桥流水和低吟浅唱的柔媚味，而是惊心动魄、大起大落的冷骨峻风。现在，邱永汉认为该“攀识”一下檀一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