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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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实际上是这样一种东西:当一个公司的股票上市之后,它的真实价值实际上与这个公司的经营情况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说只有很小的联系:如果你的公司经营的好,每季度分红派息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在炒股票的人里,真正只想享受红利股息的,百人中不会超出三个,剩余的九十七人,都是想在买进卖出之中吃差价的。

    股民的这种心理,使股票完全脱离了发行者本身,蜕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某种股票的价格上升或者下跌,完全取决于股民的行为:他们如果都想买进,股价就上升;如果都想卖出,股价就下跌。

    就在辜梅借给常锐钱后的第一星期,股票的价格开始上升。它起初以每天百分之五的速度递增,然后又以每天百分之十的价格递增。

    因为它增值,所以人们都想买。

    因为人们都想买,所以它增值。

    它们都是因,又都是果。

    方市长、董一、常锐、刘科以及几乎所有的S市股民,都没有弄清楚股票的性质。

    他们也不可能弄清楚,因为股票离他们实在是太遥远了。

    他们只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参与股票交易。

    “我们的证券交易所,比起东京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设备方面都差得很远。”董一陪同刚刚到达S市的日本野村证券公司的小岛参观S市的证券交易所。

    前门被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只能从后门进入。

    “一边是咸亨酒店般的落后设备,一边是热情的股民。这种景象我从事证券交易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小岛与一般日本人不一样,身材有一米八○。他今年四十五岁,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日本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都比较熟悉,尤其是对留学日本的鲁迅更容易产生亲近感。

    “你能够帮助我们预测一下这个证券交易所的发展前景吗?”董一的岁数虽然比小岛大,但是表现得相当恭敬。

    “目前还不能。我还需要研究一下。你能给我提供一些资料吗?”

    “什么资料?”

    “证券交易法。股票价格走势表。”

    “我们对于证券交易还没有立法。至于股票价格走势表,目前还没有绘制。”

    小岛笑笑:“你们有没有类似道·琼斯工业指数或恒生指数一类的股票统计表?”

    所谓道·琼斯工业指数,是美国道·琼斯公司根据工商业指数、运输业指数、公用业指数、平均价格综合指数所编制的表明股票行市的平均数。它以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为基数,以后各期股票价格与它相比所得出的百分数就是当时的道·琼斯工业指数。

    恒生指数是香港编制的,道理与道·琼斯工业指数同。

    “没有。”董一惭愧了。

    其实他根本用不着惭愧:从建国以来,中国所有的大学没有一个股票专业的毕业生。

    “必须立法:如果从香港来一个大户,在你这里炒一阵股票后就走了,这将给你们这个新兴的股票市场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小岛曾经帮助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过股票市场,对这些国家的法制、技术、设备的不完善见过多了。“另外必须编制一个能够反映股票价格的指数,否则政府将不能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干预。”

    “我们没有经验,今后还需要您的多方指数。”

    “相互指数。”

    股票市场继续“牛市”。

    开发银行开始给股东分红派息。他们的方式是:按每张股票的面值给百分之八的红息。如此计算,常锐手中的股票就将得到两万元。可银行方面为了继续吸引资金,让股东在现金和股票两项中挑选。一般人都选择股票:因为它们是按面值配给的。而此时开发银行的股票价值已经是面值的十倍以上。

    这样计算下来,常锐手中的股票价值已经为他赚取了二十万元的利润。

    除了投机外,没有任何实业和商业有这么大的利润。

    开发银行在分红派息时所采用的是电脑方式。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常锐从刘科处吃进的股票,当时没有过户,这也就是说:这些股票在开发银行的电脑记录上,还是属于刘科的。分红也只能分到刘科的名下。

    “你最好给他打一个电话。”郭夏对丈夫说。

    “不用。他迟早会给我的。”

    郭夏没有再说什么。丈夫的话最近变得非常权威。

    三天过去了,在这三天中,开发银行的股票又增值了百分之四十。

    常锐忍不住了,终于拿起了电话。

    “我当然要给你。明天我就去办手续。”刘科在电话中满口答应。

    又是三天过去了。

    “你是怎么搞的。”常锐发火了,“做生意不能如此没有信用!”

    “我给你现金如何?”刘科在连声道歉后提出一个新建议。

    “可以。”常锐此时正需要现金来还辜梅的钱。

    “不过我计划按照六天前的面值给你。”

    “你不计划按照发行时的面值给我?”常锐拼命压住火气。

    “我当然不能这样做了。”

    “我不要现金,我只要股票。”

    “如果你非得要股票的话,按照三天前的价格折算给你。”

    “就这样办。”常锐放下电话后,决定今后再也不与刘科打交道了。

    “你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在常锐通话时,郭夏和郭天谷一直在静听。

    “世界上的东西这个有价值,那个有价值,认清一个人的本质最有价值。他按照三天前的价格给我,至多是损失一个单位而已。”因为经常在股票市场里泡,常锐已经在日常用语里加入大量的“行话”。他所谓的一个单位就是一万元。

    “看把你大方的。你一共才有几个单位啊?!”

    常锐没有答话。股票市场的内部情况是异常复杂的,如果一个人不身在其中,是无法体会的:股票的过户必须出示身份证,如果刘科以出差或者别的任何理由拖延上一两星期,那么损失将以若干个单位来计算。“总而言之,这是我第一次成功的买卖。我想庆祝一下,不知道你们肯不肯赏光出席我在亚园酒店举行的晚宴?”

    “我举双手赞成。”郭夏首先响应。她知道丈夫是非常辛苦的。劳力就不用说了:每天早晨六点就起身到证券交易所去了,有时直到深夜十一点才回来。午饭是时吃时不吃。劳心则更甚:股票的价格时升时降,买进什么,卖出什么,以人民币还是别的什么货币,凡此种种,在瞬息之间就是几千元以至几万元的进出。更何况这是自己的钱,责任尤其重大。

    “您去吗?”常锐问岳父。

    “爸爸当然去。莫非你不欢迎?”郭夏抢先答道。

    郭天谷本来是不想去的,可既然女儿已经这样说,也就只好去了。

    “康定也去。”常锐打了一个电话叫了一部出租汽车后又说。

    “我去打扮打扮。”康定高兴的跳了起来。十八岁还属于一个不能掩饰自己情绪的年龄。

    “这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呵!”在等出租汽车时郭夏说。

    “我在农村插队时,曾经干过一阵副业,给人建房。我有这样一个体会:房主如果给你吃玉米面,你就会采用玉米面的干法;如果给你吃白面,你就会采用白面的干法。有的事情,你表面上看是浪费,而实际上是节约。”常锐知道无法“动之以情”就只好“晓之以理”。

    他们在出租汽车里很等了一会儿,康定才出来。

    她因为晚上在一些小饭店兼职,收入大大地增加了,所以置办了不少衣服。可又没有机会穿,今天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左挑右挑,一时间很难取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她在使用刚刚学来的客套。

    “快进来。”郭夏不耐烦地说。

    康定一进入汽车,一股浓烈的香水味就弥漫整个车厢。

    “你使用的是什么香水?”郭夏边开窗边问。

    “我买的。”康定坦然地回答。

    “这明明是我的法国‘蝴蝶夫人’牌香水。要三百元一瓶,你一个保姆怎么会舍得买?”郭夏的神态相当严厉。

    “就是我买的嘛!”

    郭夏还想说,可常锐拉拉她的胳膊。

    为了工作方便,小岛就下榻于证券交易所旁边的一座不上星级的饭店。他是一个负责的顾问,每天像常锐一样呆在交易所中。每星期都提交一份报告给董一。董一再根据自己的观察,写一份综合报告给方市长。

    “我认为咱们市场应该再对股票市场进行投资,改变它的设备落后状况。”

    “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小岛的意见?”方市长问董一。

    “我的意见如何?小岛的意见又当如何?”

    “如果是小岛的意见,我认为是很正常的。用通俗的话说:他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如果是你的意见,就只能证明你的水平低。”

    董一疑惑地看着方市长。

    “我们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开办证券交易所的权力。如果你把它建设成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场所,那么必然遭到一系列的责难、检查、诽谤、中伤。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无疑会毁掉这个新生事物。”

    “可一个孤立的系统运转起来是很不稳定的。应该把它纳人全球的系统中。”

    “‘凡事欲速则不达’。而且这样做有涉意识形态。凡是有涉意识形态的必须谨慎。”

    “中央不是一直号召改革开放吗?”董一不以为然地说。

    “中央是这样说,但是你必须考虑到各级干部的水平。”

    “只要最高级领导同意了,下级反对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好比你执意干一件事情,我即使是拼命反对,也没什么作用。”

    “我是不会执意干任何事的。即使是一个独裁者,最后也要依靠大多数人的意见。”方市长没有告诉董一,就是为了这个小小的、简陋的、孤立的股票市场,他已经受到相当大的压力,“暂时先这么着,以后看情况再说。”

    有许多人在和常锐打招呼。

    “你经常在这吃饭!”郭天谷问。

    “是的。”常锐说的既真实也不真实:从他做股票生意开始,确实每天在这“吃饭”,不过只是买一杯饮料,从头到尾喝上两小时,然后再到门外买一盒盒饭,狼吞虎咽地吃完再回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信息是在这里产生,同时也在这里汇聚。如今不同了,他翻开菜谱,在已经看了无数遍的菜系中,点了若干高档的。

    “我提议为常锐干一杯。”郭夏举起杯,“因为他为这个家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你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常锐双手捧杯,“不过我有一个附议:应该全家干一杯。”

    郭天谷也举起酒杯。即使再古板、再教条的人,也不会在这个时刻扫兴。虽然他反对做股票买卖。

    康定也试图加入这个行列,但是被郭夏的严厉的眼神给禁止了。

    “我再和保姆同志干一杯。”人在自身被充分肯定时,总会有“兼济天下”的胸怀,并且试图“普天同庆”。

    “如果你以另外一个题目和她干杯,我不反对。”郭夏转对康定说:“但你永远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康定没有吱声。这是非常明智之举。

    “你一共赚了多少钱?”郭天谷以前从来没有提过类似问题。

    “账面上大概是二十万的样子。”

    郭天谷惊讶了:二十万,这几乎是厅局地市师级干部两辈子的工资。“你纳税了没有?”这句问话是出自下意识的。

    “没有。我这二十万,只是账面的价值。如果按照股票的面值计算,不过是一万的样子。”

    “即使是一万也应该纳税。”

    “如果我出卖股票的话,就确实应该去纳税。”常锐的话说得相当婉转。

    “他说得有道理:如果他不出卖股票,那么只能说是他购买了价值一万元的东西。这从法律上也是站得住脚的。”

    “你们如果不出卖,那么所谓的二十万就永远是镜花水月。”

    “出卖是要出卖的。不过出卖的方式有很多:比方私下转让之类的。这样子在银行的电脑记录上将没有任何踪迹。”

    “很可惜,你的法律知识都用在这些方面了。”郭天谷对女儿说这话时想:曾几何时,她还是一个坚持原则的孩子,金钱腐蚀人的力量确实大。不过没有人和钱有仇,既然政策和法律允许他们赚钱,那就让他们赚去好了。

    常锐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打电话,二十一点正是一天之中父亲精神的最佳时刻。“我赚了二十万。”他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这。

    “我听上去就像是你赚了二千万似的。”父亲嘲笑道。

    “可二十万毕竟是我原来四辈子的工资啊!”

    “在股票市场,不能以某个时刻的成败来计算。必须在你退出交易时,你才有资格说你赚了多少。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那时你还活着。”

    “我是不会赔的。我有理智,有头脑。”常锐不服。

    “谁没有理智,没有头脑?你能看见的好处,别人也能看见。而竞争的结果会把好处全部给抵消。”

    常锐渐渐地冷静下来:“您能给我一些指教吗?”

    “假设有十个人上了股票市场,其中最少有七个人赔钱,两个人不赔也不赚。真正赚钱的人只有一个。”

    “照您这么说,股票市场上早就没有人了。”

    “你不要打断我的话!”父亲不高兴了。

    “是的。”

    “那七个赔钱的人不甘心,还要留在股票市场滚,试图赚回来。那两个不赔也不赚的人,搞了半天,还是不赔也不赚。唯一真正赚钱的那个人还要在股票市场上乘胜追击,因为他已经尝过赚钱的甜头了。”

    “我就是真正赚钱的那一个人。”

    “你误会了我的意思:在股票市场上没有人是永远赚钱的:赔钱、不赔也不赚、真正赚钱这三者之间是经常相互转换的。”

    常锐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只有如此,才能使父亲高兴。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上股票市场的资格的。在这个地方,你必须受宠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去读读《曾国藩家书》,这对你做人做事做股票生意都有帮助。”

    曾国藩和股票有什么关系?常锐偷偷一笑。

    “最后我告诉你:看大方向赚大钱,看方向赚小钱。而且你不要想在最低点买进,在最高点卖出。你要留一部分钱让别人去赚。”

    “您能不能来我这里看看股票市场?”常锐感觉到父亲将要放下电话。

    “我不看。我看过太多的股票市场了,早已经腻烦了。我现在只读《佛经》和《易经》,被你拉着说这一番话,红尘污染,最少坏我九年的德行。”父亲放下电话。

    “你把香水拿出来我看看。”郭夏说这话时,满脸不屑的神情。她已经认定:一个保姆有香水已属不正常,更不会有法国香水。

    “我不想给你看。”康定站在她的小房门口,不肯打开门。

    “我偏偏要看。”

    “我有权利保住我的……”康定本来想说:保护自己的隐私。保姆们自有她们的联合会、她们的沙龙,在那里她们相互学习交流,一同提高。可此刻她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觉得“隐私”这个词不顺口,竟没有说出来。

    “保住你的什么啊?”

    康定一着急就更说不出来了。

    “你有你的权利,我也有我的权利。”郭夏推开康定,“我今天非要你拿出不可。”

    康定不肯动,可郭夏坚持让她拿出来。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争斗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很不相同:她们很有“追究寇”的精神,不会因为理智之类的原因,做丝毫的退让。相持。

    “你非得要看我就让你看。”康定来S市虽然将近一年了,可康定地区山民的野性依然在她的骨髓里沸腾。她从皮带上一把扯下钥匙,使劲打开箱子,“你看!你看!我让你看个够!”

    箱子里各色时髦的女性物品应有尽有:仅香水一项就有:一千零一夜、千媚百态、夜间飞行等四五种。另外还有假乳假发等。

    郭夏一下子就说不出话来了。可她不肯认输,固执地往深处翻着,“你从哪里来的这么许多钱?”

    “我挣来的。”康定说这话时特别自豪。这钱确实是她挣来的;她在两个小饭店中做洗碗工,每月的工资接近千元。

    郭夏翻到一封信,她刚要看,康定就夺了过去,“这你不能看。”

    “不看就不看。”郭夏知道这确实属于隐私。

    “这是什么?”等箱子里面的东西翻得差不多时,郭夏终于抓住了把柄:一盒女性的和一盒男性的避孕用具。

    康定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你倒是说啊?!”

    康定没有话说:她希望解放,追求解放,正是因为这,她才离乡背景,千里迢迢来到S市。可一旦遇到正经问题,她的解放精神就显得大大地不够了。

    郭夏又从康定的手里拿过信来。这次她没有反抗。

    “你听听。”郭夏对刚刚进来的常锐说,“我来S市,是到我的表哥家。我的表哥是一个公司经理,他平时不是去美国就是去日本。很少在家。我的表嫂是一个律师,每天忙着打官司,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我的任务就是给他们看家。”她越读声音越大,“这个家里有录像机、电视机、空调机、电话机……所有这些东西都随我用。我平时闲得无聊,就读读英文。以后有机会,就到亚园酒店去做公共关系小姐。”她空过一段描写S市风景的没有读,“如果你有机会,请到S市来,我可以供你吃住。你亲爱的。”

    郭夏刚读到这,康定一把抢过信来,三下两下就撕得粉碎。

    “你再看看这个。”郭夏又把避孕用具扔给常锐。

    “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康定哭着把东西往箱子里扔,“你们这是欺负人。我要到法院去告你!”

    “你就上国际法庭去告,我也不怕你。”

    康定背靠箱子,一副要拼了的样子,胸脯一起一伏,活像一座要爆炸的锅炉。

    “你不要这样。如果你还要闹的话,我只好解除合同了。”常锐知道此刻必须出面,否则后果不可收拾。

    康定一下子软了下去。

    常锐拉着妻子出了屋。

    郭天谷无动于衷地在看电视。

    深夜。

    “以前我们家的老保姆就从来不是这个样子。她对待我就像对她的孩子。”郭夏的余怒未消。

    “她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在常锐和郭夏结婚时,老保姆尚在世。她年轻时就守寡,一九五一年起就在郭家当保姆,几十年来相濡以沫,确实是“一家人”。

    “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小棍蛋!”

    “你对老保姆以一家人看,她也就以一家人看你。而康定本来就没有打算在这个家里呆一辈子。雇佣劳动就一定会产生雇佣思想。我不止一次对你说过:保姆贪污一些菜钱、一些日常用品钱,都属于正常消耗。你必须认可。可你就是不听,自己给自己找气受。”

    “贪污一些钱是一回事,在我的家里和野男人睡觉又是一回事。我绝不允许她玷污咱们家。”

    “咱们家又不是圣地,有什么玷污不玷污的。睡觉吧。”

    “我发现她比较听你的话,这是为什么?”

    “在激化矛盾方面,你确实是一把好手,而解决矛盾你就不如我了:康定之所以在这个家里干,不是为了这区区几十元工钱;她在饭店里赚的钱,十倍于此。她为的是在S市有一个落脚之地。如果咱们不用她了,她就必须在外面找一个地方住。而那些地方是每次公安局清查的重点。没有S市户口的人连一个星期也呆不住,就会被遣返回去。这是主要矛盾,抓住了,其余的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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