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股价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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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香港一场连阴雨并没有冲淡香港回归的气氛。但是,接踵而来的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却让香港陷入了风雨飘摇。

    市场变化突如其来,正在积极筹备股票全球发行的中国电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发行价格又该如何确定呢?一切似乎都被锁入了云雾之中。

    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

    中国电信在那种情况下的定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定低了对我们国有资产很不利,定高了卖不出去。

    中国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担当了中国电信股票发行的主帅。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这里扮演着第一主承销商的身份。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副总裁毕明健

    从中国电信发行的时候,中国公司是全球协调人,也是联席全球的主承销商。那么我当时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总裁,而且是投资银行部,我是负责电讯小组。整个电讯小组工作,所以我是直接领导中金公司的工作小组,参与这次发行工作。

    定价的前提是,首先确定公司的重组方案。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江勇

    首先一个阶段就是在重组刚开始的时候,中金和高盛首先要清楚,公司的价值的基本定位。

    它要创造一个规范的公司运营的框架,而且要按照投资者的一种意愿,投资者愿意看到一种公司的结构,一种定位,来创造这么一种公司的结构。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副总裁毕明健

    我们给它进行重组,包括内部机构的重组了,业务的重组了,战略发展战略的制定了。

    要使它具备一种,长期发展的这样一种基础,那么在竞争的这个市场经济当中,就是最重要的使它能够具备,长期竞争、生存、发展的能力,这是最本质的东西。

    所谓适应投资者的需要,就是能够不断地创造价值,长远地不断创造价值。

    企业的重组过程实际就是创造企业最大市场价值的过程。而创造企业价值则是投资银行最关键的技术之一。

    美林公司总裁高万杰

    我们必须明白,投资银行的作用是什么,从我的观点来看,投资银行最基本的经济功能就是融资。美林公司在全世界,通过承销股票来进行融资,使全世界的投资者受益。

    高盛公司总裁亨利·鲍尔森

    投资银行主要有以下作用,第一,投资银行是资本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中介结构。

    第二,投资银行扮演投资顾问的角色,为股市上的各种小公司,和大型国际公司提供投资策略建议,因为投资银行具有向市场输送资本的专业知识,并在世界各地开展了这样的业务。

    投资银行与资本提供者,即投资人保持密切的关系。

    投资银行一般都知道哪类公司投资者愿意出高价购买。所以,在重组公司的过程中,投资银行都会有意识地去让企业更加满足投资者的胃口。从而,能把企业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

    安达信华强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德信

    投资银行会决定,向公众出售的最佳方式,决定最适合于进行市场营销公司结构,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不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

    不要忘了1997年当时的实际背景,它是邮电没有分营,而且政企没有分开,而且电信所有的专业并没有按专业核算,在这样一种可以说,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情况下面,一步把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广东和浙江的移动电话推向了国际市场。

    根据上面这些重组的原则,也因为当时移动通讯类股票是全球股市中最为热门的股票。初步确定了中国电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案:把广东、浙江的移动通信从中国电信总公司中分离出来,形成一家专门从事移动通讯业务的独立的法人实体。

    企业重组之后,要想知道它的价值,就需要对它过去的财务状况进行详细的审计,以便对企业的未来盈利预测提供基础。

    那段时间,江勇所在的这个工作小组,建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他和他的同事们每天都必须面对成千上万个财务数据。这些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数据来自这样一家机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萧伟强就是这家事务所当年负责中国电信财务审计的会计师之一。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萧伟强

    那么由于招股书里面需要,对过去三年的财务数据,出具一个财务报告,那么所以我们重点,还是围绕着他们填报的一个财务资料。然后就往账上面去对,然后再抽样来检查这个原始凭证,来证明这个账上面的数据是有依据的。

    广州地区这是广东邮电科技学院的一间教室,当时中国电信广东省分公司的100多个县市级分支机构的财务报表和各类资料都汇集到了这里,堆满了整个房间。萧伟强告诉我们,没有人能统计得出是由多少个数据组成的文件堆。但是有一点他记得很清楚,一台全新的复印机,不到4个星期就报废了。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萧伟强

    作为这个审计,不光是对这个数字方面,需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但是最重要我们在具体方面,现象方面需要知道,它这个公司运营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所以到每一点,去看这个交换机,看这个基站,是有这个需要的。

    帐面上的大量数据都是和企业的生产设备等实物性资产完好程度密切相关的。因此,为使数据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现实状况,审计师的现场勘察是必不可少的审计环节。

    当萧伟强等所有审计师们为了保证每一个灵敏据真实准确而东奔西走时,江勇却必须静静地坐在这里,为建立一个切合实际的用于预估中国电信企业价值的计算机模型而绞尽脑计。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江勇

    我们作为一个做定价和估值,区别于审计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审计基本上是一个看公司历史上盈利情况来告诉投资者。公司在过去是什么样一个水平,作为投资银行,作为我们承销商来讲的话,我们更是一个前瞻的角度,我们需要告诉投资者,这个公司未来到底能给投资者赚多少钱。

    江勇和他的同事们,把审计师所提供的大量数据逐一录入了这套电脑系统。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审计数据最主要运用的地方,就是说根据历史的情况,那么根据合理的假设来进行外推。

    那么得到一个合理的预测结果,它是通过预测公司未来5到10年的,盈利情况来得到一个价值数据。

    统计出企业经营的历史业绩还不够,还必须推测企业未来的盈利情况,这是为什么?实际上这里牵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经济学家许小年

    这个股票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这个公司在它存续的,整个的生命周期中能够带给股东多少净利润决定的。这个净利润的总额除以股数,除以股本总数就得出了每股价格。

    高盛公司副总裁迈克·埃文斯

    理论上公司的股价就是其账面价值,但真正的股价是投资者,在市场上交易的价格,有时高于、有时低于账面价值。

    有人这样认为,企业的账面资产越大,企业的价值就越高。但实际上,不管企业的账面资产有多大,如果不能给投资者创造利润,那么,企业的股票一分钱都不值。

    经济学家许小年

    股票价值的源泉是利润,而不是账面价值,也不是它的实物性资产的这个所有值。我们的纺织行业前不久为什么要压锭呢?就是因为,虽然它账面资产一大把,账面资产你算算厂房,算算它的纺机,都是很可观的。但是呢,都要把它砸掉,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够创造任何价值了,不能够为企业的股东,不管它是国家也罢、个人也罢、集体也罢,已经不能创造价值了。所以账面资产上你摆那么一大堆,没有任何意义,不如把它砸掉。

    安达信华强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德信

    并不是根据公司过去的业绩来购买股票,而是根据公司的盈利能力购买股票。但是,没有人能够预测,任何公司未来盈利前景,于是公司的历史成为衡量其未来业绩的最好指标。

    准确可信的审计结果是正确预估企业价值的基础。否则承销商做出来的财务模型是缺乏可信度的,而由此产生的股票价格会给投资者带来误导。

    四川成都2000年1月,当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来到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时,它已经停产整整两年了,厂区中一片寂静,没有人工作,没有人上班。车间里是生锈的设备,到处都是一幅幅惨败的景象;这里惟一还能让人看到一丝红光是那维持着设备不至于过度损坏的炉火。

    资深证券记者谷一海

    在红光上市半年后我们就公布亏损两个亿。

    当时这个事情给市场震惊很大。一家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前,连续三年有这么高的盈利,又被大家这么看好,而上市后,又筹集来4个多亿。那么仅仅在半年之后,就亏损了两个亿,这个反差,里面非常有很多令人疑惑的东西。

    面对“红光实业”上市半年便亏损两亿多元的现实,敏感的证券记者谷一海第一个扑向了“红光”。他在“红光公司”发现了这份《红光报》,报上刊登了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公司上市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1997年他们力争实现利润是60万元,但是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公布的盈利预测却是5000多万元!

    虚假的招股说明书极大地伤害了股票投资人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孤立无助的中小散户,耿玲姝是众多受伤害的散户之一。

    投资者耿玲姝

    我是从上海证券报看到,各方面写的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净资产,利润。

    都是比较好的,报纸上当时的时候,还称他是第二个四川长虹。

    所以上市的头一天我就买了,买了3000股,3000股以后它一路下跌,一路下跌的时候,实际上,你说我做股票吧,时间也不是很短的,比较长,好像这个情况比较反常,涨涨跌跌,这是很正常,它就比较反常,它一路泻下去一路泻下去呢?就是说当时也没有发生怀疑,就是可能我们还是补一点吧,就这样一路下去的时候,就一路补,补到最后就补了8000股,好像再这样下去,更觉得不踏实。

    上市的时候,我最高的时候是14块钱买进的,后来跌到9块以下。

    我们9个人当中,实际上有一个人他就到了成都,就是他也不相信,他就到了成都的厂里去了。

    邵培强就是亲自去成都红光公司看个究竟的投资者。

    上海浦东

    投资者邵培强

    我当时已经进去了50几万。

    我觉得我应该到红光去看一看。

    当时一打听这个企业,已经完全是接近破产了,我觉得我自己一下子心血,几十年全家的心血全没了。

    一直想不通,我坐在他们厂后面一个铁路上,我想算了,不要回来了,回来有什么意思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要赚这点钱是很不容易,十几万。

    当时的时候我想我不想活了,火车来了把自己撞死算了,等了好多好多时间好长时间。

    邵培强想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红光实业”的停产让这条铁路不可能再有火车驶过了,邵培强算是保住了性命。

    (这个小店是你自己又建的吗)这个钱不是我的,是我姐姐的,(又是跟你姐姐借的)自己没有资本了,已经没有钱了。

    邵培强用借来的钱,在上海市郊开了一家拉面馆,今天是第一天开张,他告诉我们,如果中国股市公开披露的信息能够变得真实可信,我还会再去买股票。

    时任德利佳信投资银行(中国)业务部总经理张利平

    如果说这家公司它盈利的预测,最后它的结果和预测不一样,那就是失去信誉,投资者就不会买他的股票。甚至会抛售它的股票,所以我讲的,用英文来讲reputation,在金融市场可以这样讲。它的声誉或者是reputation,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行规,我们今天讲的行规,你破了这个行规。

    你今后再怎么做,不管是专业人员也好,上市公司也好,人家都不会信任你,不会聘请你,也不会买你公司的股票。

    事实上大到一个市场,小到一张招股说明书,这都是诚信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在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上,律师事务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美国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是久负盛誉的中介服务机构。

    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魏群

    跟会计师之间工作紧密联系,他们的财务报表一旦出来之后,我们要就财务报表的每个数字,和这个数字说明的这个公司财务状况,进行一个尽职调查。

    这个尽职调查,涉及到整个发行人的它的业务,它的资产,它的历史,它的目前现状有没有重大诉讼啊。凡是有可能在合理的一个投资人,判断来讲会影响到他投还是不投,做这个决定的事实,你都要把它调查清楚,做一个判断,该不该写到招股书当中去。

    四川成都在“红光事件”中与企业作假相关的中介机构也当然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律师寇孟良

    现在在我的业务上感到非常的被动,处罚公告出来以后。

    我原来的客户都不跟我打交道,那个原有的那个业务主要就是,上市公司业务这项都没有了,另外就是还希望上市的,这些公司也没有了。

    寇律师的证券业务全都告吹了,而当年在中国显赫一时并参与“红光”造假的蜀都会计师事务所更是人去屋空,变成了今天这样一幅横样。作为“红光实业”主承销商的中兴信托则被判罚没收非法所得、罚款,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永远不能进入证券市场。

    1997年9月下旬,参与中国电信重组的400多位工作人员,终于看到了他们工作的初步成果:一份详实的招股说明书和第一个初步预测股价的价格区间。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江勇

    最后我们确定下来,中国电信从基础面来看的话,那么它的初步定价范围,是在7.33港币到9.55港币。这么一个范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范围意味着中国电信的价值,大约是在114亿美元到148亿美元这么一个范围。

    这事实上是一个理论价格。但最终的发行价格还要取决于投资者的接受程度和市场需求。这时,就应该正式路演了。

    路演实际就是公司到世界各地,主要投资基金聚集的地方,去和这些机构投资见面。这里面有一个路演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它在于供求见面创造需求。

    中国电信从9月29日开始,正式的进行路演从香港开始。那么到10月8日的时候路演进行到纽约,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当时的需求已经非常强了。

    中国深圳中国电信股票发行的“路演”工作开始之后,深圳邮电会议中心便成了发行的指挥部,而此时,路演所创造的市场需求使中国电信股票发行价格在这里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当时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总裁的方风雷先生,一直负责指挥和协调中国电信的股票发行工作。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中国电信上市的时候,深圳邮电会议中心是指挥部,这个房间是经常开会的地方。特别是从9月初开始,在这里要筹备这个分析师会议,然后战略投资者的会谈,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也是在这里搞的,最后的定价,确定,也是在深圳邮电会议中心确定的。10月8日是非常关键的一天,当时路演的团在美国,这个吴部长在国内。这个中金公司董事长王岐山在北京,当时经过各方面分析,决定采取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策就是提价。

    1997年10月8日,这部电话机同时接通了北京、香港和纽约,一个讨论提价的电话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而就在这一个小时里一个新的中国电信股票发行价格产生了,9.5至12.6港元之间。这意味着公司的价值是在147亿到196亿美元之间(字幕)。

    中国电信股票的提价,同样引起了境外媒体的热切关注,香港信报专为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认为中国电信股票提高发行价格当属高明之举。

    10月8日以后呢,我们就非常紧张了,因为这个时候恒生指数一路在掉。

    当然就非常紧张,这时候能不能发出去,因为你把价格提上来了,可是整个的市场大势并不配合,你等于说是逆势提价。

    投资者会不会购买呢?会不会接受你这个提价的现实呢?从10月8日到10月16日这个期间,是非常紧张的时候。

    1997年10月16日,在香港股市一路下跌的情况下,中国电信股票发行价格必须再次面对一个重要的抉择,在9.5至12.6港元之间,确定一个最终的发行价格。

    是我们12块6还是12块,还是11块5还是11块。那时争论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基本上这个分为两派:一派是我们确保发行成功,价格呢,保守一点,就是11块钱。

    另外一派观点就是没有问题,我能发出去,投资者会购买,市场会支持,我们可以多拿回钱来,就是12块6的观点,基本上是一个上线12块6,一个下线11块,在这个范围内。当时(争论)非常激烈,吵得脸红脖子粗。

    之所以争论得如此激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问题。在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上,一般认为,一只股票定价是否准确,上市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这只股票上市后的10天之内,其股价市场的波动幅度不应该超过15%。

    12块6还是11块,当时占一半一半吧,当时是非常激烈的。

    高盛公司融总裁麦克·埃文斯

    当时,我在办公室跟定价小组的成员,召开电话会议,艰难地做出定价决定。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这个时候,这个吴部长,王岐山董事长,两个人最后做了一个决策,就是11块8。

    我把这个他们的意见传达给前方,前方人开始两分钟的静场,静默,没有声音,然后紧跟着,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热烈鼓掌。

    高盛公司副总裁麦克·埃文斯

    那一刻我多少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长达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总算熬到了头。

    中国香港1997年的10月23日,这一天,国际金融投机的豪客们云集香港,他们调集了上千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加大了对港币的攻击力度。以致恒生指数当日一举下跌了1400多点。而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香港金融市场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四,中国电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了。

    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

    中国电信香港,是在逆境中间上市的。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那天晚上举行这样一个招待会,你想大家的心情可想而知,本来我们想参加的人可能是门庭冷落,不是会有很多人参加。但没想到,香港政府的一些官员,这个大公司的领导人,李嘉诚、郭贺年、郭炳湘这些几个大公司的领导人全部到场。

    当时我们的董事长王岐山,在这个会上讲了一些非常振奋人心的话,最后我想说的中国有句老话:人不自信,谁人信之,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全场热烈鼓掌,那天气氛是很热烈的,也很悲壮。

    1999年10月,中国电信进行了第二次股票发行,与2年前不同的是,这次股票的发行价格达到了24.1港元,股价是第一次发行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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